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增快,社会民事主体之间纠纷也越来越多,人民法院受案量自然也成正比,不断上涨。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发展进程从“无举证期间和证据失权”到“规范的举证期间和证据失权”,再到新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规定,有其发展的国情基础。作为一项有价值的民事诉讼制度,举证时限有其实施的重要价值和功能,然而严格规范的证据失权在司法实践进展中并非畅通无阻,在遇到难以抉择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冲突后,我国对该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沦为“名存实亡”,已然失去了作为核心的证据失权制度价值,是应该继续完善该制度,还是予以抛弃,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本文将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对举证时限相关制度予以研究。该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在我国的立法及实施变化过程将首先予以分析,包括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等理论方面的探讨,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变化的背景及其相关规定。接下来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国家的举证期间、证据失权制度进行分析对比,包括对英、美、法、德四个国家的举证时限相关制度予以展示,并简要的进行了探讨比较。再次分析了该制度在我国的运行现状和立法原因,包括目前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和运行状况,严格举证时限制度在我国不再继续运用的背景和一系列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证据失权制度的浅见,包括在我国司法环境下应该选择的模式和具体在立法以及配套制度方面的完善。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虽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状况,但我们不应该抛弃他,而是应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举证时限制度模式,因此提出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