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家庭暴力证明为研究对象，以162份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判决书为样本，调查统计判决书中所涉的证据类型、证据认定等内容，实证分析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证明的现状，找寻家庭暴力证明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继而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家庭暴力证明的若干对策。　　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四章。　　第一章阐述家庭暴力的界定以及家庭暴力证明的现状。明确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利与控制，家庭暴力是相对离婚理由，存在家庭暴力并不等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揭示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证明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前者表现为缺乏全国统一立法，呈现“地方先行”的特点，且现有规范多为抽象概括原则，少有具体操作规则，后者表现为家庭暴力在离婚案件中的比重高，证据类型单一，证成率低，且身体暴力比其他暴力形式较为容易认定，公权力机关收集的证据比受害人收集的证据的认定率高等。　　第二章分析家庭暴力证明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受害人举证极为困难，通常难以证明损害后果、家庭暴力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过于消极，往往不愿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未能及时收集、保存证据;三是法院调查认定缺乏能动，通常较少启动调查取证，并且普遍存在回避认定或保守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问题。　　第三章阐释家庭暴力证明难问题的原因。一是受制于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如“家丑不外扬”、“家庭暴力属于家务事”等;二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合理性定位不明确，表现为公权力与家庭自治权之间存在张力、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度”不明确;三是立法存在缺陷，未合理定义家庭暴力、未规定家庭暴力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未降低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明标准。　　第四章提出完善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证明的若干对策。一是当事人及时、全面举证。重视单个证据的有效收集，更应注重各类证据的综合运用;二是强化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建立家庭暴力干预责任制，明确具体的调查取证规则，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义务;三是充分发挥法院对家庭暴力证明的能动性。增强法院调查取证，变通适用证明规则，如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证据能力裁量主义等;四是加强多机构反家庭暴力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有关“社会性别意识”、“调查取证”、“维权意识”等方面的宣传与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