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没有专门的解经之作,其经学思想透过诗歌、散文等文本形式折射出来。王禹偁现存诗歌六百余首,散文三百余篇,其中流露出经学思想的诗三百余首,文一百余篇,从中可以看出王禹偁不同于守旧派的经学面貌。探索王禹偁经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助于全面了解北宋初年的学术脉络,也可以重新审视王禹偁于宋代文化开创者的地位。赵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状况。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战乱纷争,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社会体系瓦解,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统治。在此背景之下,统治阶级与有志之士共同合作,为儒学复兴而努力,出现官方著述与私人编纂两种不同的经学形式,同时也呈现出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并存的经学面貌。王禹偁从小接受经学教育,后来与诸经学家的交游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经学思想,大胆怀疑注疏之学,以议论形式进行解经,同时也流露出“以己意解经”的色彩。为拯救世道人心,王禹偁以儒学传承者的身份排斥佛老,继承“道统”,并将经义与治世结合起来,显示出经世致用的思想。重“道”精神促使王禹偁跻身仕途,渴望建功立业,同时这种精神通过“经”的文本形态反映至文学创作中,进而发生化学反应。宋初致力于儒学传统文化的建设,同时也以开明的态度对待佛、道两教,儒、释、道三教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展现出初步融合的局面。在此背景之下,王禹偁的文化人格呈现出曲折变化,由刚介耿直过渡到旷达淡然,进而影响其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其经学思想突破了汉唐的注疏之学,逐渐侧重于经书义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六经”的推崇,“六经”不仅承载微言大义,也是文章的典范之作,王禹偁在继承韩愈“道统”论的同时,将“文”从“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文”的意义。相比于其他文学样式,散文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体,因此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王禹偁的诏令、奏疏自觉学习《尚书》中古朴典雅的文风,力图变革骈文中一味追求形式的弊端。王禹偁继承韩愈的“文以明道”说,开启了北宋古文运动的先声,他以“六经”为评判文章的标准,认为文的作用在于“传道明心”,并对文章的形式进行大胆革新,提出“易道易晓”说,使得古文运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王禹偁“议论解经”的治学方式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议论化倾向使得政论性文章更加犀利、深入,成为阐述学术思想、探究人生意义的主要手段。在三教融合的背景之下,宋初文人内敛的创作心态逐渐凸显,白体诗充斥于文坛之中,造成了王禹偁诗歌平易淡雅的风格。由于“诗道”的逐渐衰落以及仕宦生涯的坎坷不平,王禹偁投身于宋初诗歌改革的热潮中,由学习白居易的讽喻诗进入,进而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精神的传统,将诗歌与政治密切结合,实现了诗歌由“言志”到“缘政”的转变。在“志于道”儒家精神的作用之下,王禹偁成为儒家之“道”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将经世致用思想发挥至文学领域,创作了大量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诗文作品,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王禹偁在宋代文化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影响了宋代的学术动向以及审美倾向,还在于他以自身独特的文化人格为宋代士子提供了精神典范,宋代大作家无一不对其称赞有加,甚至以“文坛盟主”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