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聊斋志异》虽时隔遥远,文体不同,但二书中都有片断式的评论文字——“太史公曰”与“异史氏曰”。它们虽然独立于本事、正文之外,自成一体,自身却有着不能忽视的价值。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对作家身世遭遇、创作心理、创作手法及作家所处时代的特点有深层理解,也可以透析从史书到文言小说的文学流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太史公曰”、“异史氏曰”的名称入手,从自志部分、论赞内容直至精神实质、艺术特色等契合之处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力求深入分析由于作家身份、年代、心理等各种因素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处。本文共分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简述“太史公曰”、“异史氏曰”从名称上的相似到精神实质的传承,进而分析出蒲松龄以“太史公曰”为参照的意愿及其作为小说家的自觉。但从“文史不分”到“以文入史”的历程又决定了两者多方面的差异。自志部分体现了作家从“发愤”到“孤愤”的创作动机继承,但也存在着精神支撑、家学渊源、创作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第二章:着重对“太史公曰”、“异史氏曰”的思想方面进行分析。从人才类型、人才标准与君臣之道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人才观:对比分析了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的天命观,以及司马迁对天命的觉醒和蒲松龄借天命导民化俗;在恩仇观方面,认为两者都崇尚侠义,肯定复仇报恩,并且它们都出现了新的恩仇类型。第三章:论述“太史公曰”与“异史氏曰”的艺术特色。它们充分展示作家的爱奇情怀;都具有着悲天悯人的悲剧气质:都存在着相似的叙事性特征;且都通过跌宕的句式和多样的修辞抒发着作家灼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