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何为正统，南宋之前，议论纷纷；朱熹之后，议论遂定。朱熹上承习凿齿之“不应曹魏、以魏为正统”的“三恪论”，下启郝经等重修三国正统观的《续后汉书》，继而影响文学创作（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朱熹对蜀汉正统理论阐述中，可以推断出他的评判标准及形成因素。三国历史人才荟萃，名流汇聚，朱熹却只“钟情”于诸葛亮。在三国史论中，诸葛亮是其议论最多、评价最高的三国人物。并非因为他的奇谋伟略，而是因其对蜀汉至死不渝的忠诚之义。为此，朱熹还给予了特别“宽容”：评价同施法家之术的李斯时则刻薄少恩，刑罚太过；在论诸葛亮时，则认为法家乃治国之必要措施；一向反对苏轼等人充斥权谋之说于文章之中，但却支持诸葛亮施行权谋之法来治国安邦。对诸葛亮的溢美之词并非朱熹一厢情愿之说，朱熹论诸葛亮之前提，是心正。朱熹认为诸葛亮不管行严刑峻法来治国还是施行权谋夺荆益之地，都是出于正义之心，乃不失儒家风范之作为。诸葛亮将兴复汉室的理想贯之一生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前后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先后辅二主，忠心可鉴，天地动容。然而五丈原的凄凄秋风，却为这位千古名相，划上了悲壮的休止符。让多少年来，志士仁人遗恨不已。朱熹叩问苍天，发出“天意竟莫回，王土不偏昌”的悲叹。汉末距南宋虽时代久远，但党锢之害却远未消除。南宋多次党禁之下，所谓名节者，多徒有虚名、得过且过之辈。这让致力于正朝廷、正君心的朱熹不得不关注汉末党锢之利害缘由。朱熹既对党锢受害者深表同情，但对他们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之行为又带有谴责；欣赏死节者的忠义之举，而严厉批判了丧失气节之所谓“名士”荀彧、陈寔之流；并总结了党锢之愈演愈烈至无可挽回之缘由：军权旁落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朱熹史论是南宋社会政治下的产物。其史论多结合当时重大社会问题而阐发，因此，朱熹史论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语言上，不以文采著称，而以通俗见长，往往言简意赅，白话为主；在思想上，充满理学说教色彩，辅以深刻见解，务实性强；内容上，史论中夹杂对现实之评判，古今对比，指陈时弊，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