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证券违法案件频发、执法资源紧缺、投资者利益无法获得有效保护的情形,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成为行政和解在我国证券执法领域的制度试点。但该试点制度未有效发挥作用,本文选取利益平衡的视角分析证券执法和解中的利益关系及权益配置不平衡的原因,在借鉴具有成熟经验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提出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的改进路径。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设计的利益分析。首先通过界定证券执法行政和解的概念及特征,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效率性与限制性。之后明确证券执法行政和解的利益主体为证券监管机构、和解相对人及证券投资者,该制度对三者分别具有提高执法效率、提高市场绩效、拓宽民事救济新渠道的效用。最后对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作类型化划分,统筹分析利益主体两两之间的正向一致和紧张关系。本文的第二部分对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分析。通过分析实践中和解中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及利益配置不平衡的具体表现,指出各方主体权益分配在利益平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证券监管机构权力制约乏力,体现为行政优先权行使范围过大、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监督;证券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体现为知情权保护不足、参与途径缺失、损失补偿障碍;和解相对人申请和解激励不足,体现为陈述申辩权和救济权的缺失。根据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和解过程中双方主体都存在“动态不一致性”,在理性预期目标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与和解相对人都有根据情势变化而改变策略的激励。此外,和解的非公开性与证券市场公开性矛盾的存在,和解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也是导致利益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对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的经验借鉴及评价。美国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制度以实体制度上宽松的和解适用条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原则的适用保障对相对人申请和解的充足激励,在程序制度上以职能分离原则、司法审查程序及完善的和解金分配程序制约证券监管机构并保护公共利益。我国台湾地区在实体制度上以严格的适用条件及和解协议效力的明确规定严格规范行政和解的适用,在程序制度上行政和解不排除民事和解的适用,以第三人书面同意及听证制度保证第三人参与权,注重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实体及程序制度上的不同安排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证券执法和解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的第四部分在前文问题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域外成熟经验试图提出证券执法行政和解利益平衡的改进路径,从总体思路以及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方面提出建议。建议坚持以证券投资者利益保护为本位、完善对证券监管机构权力的制约监督、兼顾和解相对人的利益的总体思路,在实体制度上和解协议内容应明确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内容,和解协议效力适用合同法认定规则的同时保障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在程序制度上建议一是完善和解信息公开制度。明确证券监管机构和和解相对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明确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提高目前和解信息公开的程度,增加和解结果中对案件调查过程、案件事实尤其是涉嫌违法行为的详细描述、已确认的证据等内容;规范信息公开的时间和形式,明确首次公开应当为证券监管机构受理申请启动和解时,拓展信息公开形式。二是建立和完善包括事先书面同意制度和听证制度的和解中第三人参与监督机制。事先书面同意制度采用“默示同意”“明示退出”原则,自证券监管机构受理申请启动至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时为止;参与听证主体由证券监管机构、和解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组成,创新采用网络听证及选举利害关系人代表参与听证的方式。三是提供和解相对人的救济途径如赋予和解相对人陈述申辩权及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