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获取能源的重要快捷通道,是我国优势产能输出的重要市场。尽管近年来中国与南盟的贸易合作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完全发挥双方的贸易潜力,本文旨在分析南盟对华贸易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的原因,寻找为实现双边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并提出深化与南盟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第二章分析了中国与南盟开展贸易合作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本文认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再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双边投资不断扩大、中国与南盟工业发展需求互补以及山水相依的地缘优势,为中国与南盟开展贸易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南盟与中国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较大、南亚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印度不积极支持“一带一路”的态度、南盟长期贸易逆差、自贸协定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与南盟道路不畅以及南盟高层次人才紧缺等因素,又给中国与南盟开展贸易合作添加了障碍。在第二章中,分别从人均GDP、国民受教育程度、CPI、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南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我国在上述指标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高出南盟八国许多;从在对华贸易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占比,分析了中国与南盟贸易过程中南盟的基本进出口结构;通过计算南盟八国在南盟自贸区内部的出口占其对外总出口的比重大小,并与东盟与北美自贸区的域内贸易对比,分析了南盟自贸区的经济融合情况,经计算发现:南盟自贸区域内经济融合程度较低,贸易障碍较多,并没有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功能。第三章分析了中国与南盟贸易的现状与潜力。基于SITC分类标准与科技含量高低标准,分析了各个产业的双边贸易差额,通过该差额分析了南盟与中国贸易存在逆差的原因,计算结果表明贸易结构差异、南盟初级产品及低科技含量产品出口占比过高以及从中国进口大量高附加值与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是导致其贸易逆差存在并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在本章中,还计算了中国与南盟的产业内贸易静态、动态指数,进而分析了中国与南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现中国与南盟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均不是很高。同时,本章通过计算中国与南盟产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了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计算产业竞争指数分析了中国与南盟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与竞争劣势的产业,指出南盟应尽可能发挥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切入供给分工产业链,以促进经济发展。另外,通过计算中国与南盟贸易互补指数分析了双边贸易的互补程度的大小,指出中国与南盟贸易的互补指数较高,适合开展互补性贸易。本章还基于全球价值链模型,以WIOD分类为基准,分解了双方贸易总额,以最终消费地为标准,将中间品与最终品的贸易过程进行了步骤分解,并根据分解重新测算了中印双方真实的贸易收益及真实逆差,计算结果显示传统的统计方法得出的贸易逆差大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结果约4.73%。本章还使用Bano修正的贸易潜力估算方法,以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估算了2007-2016年中国与南盟八国贸易的潜力,并与实际双边贸易额进行了对比,中巴与中孟之间的贸易潜力发挥较好,2016/17财年分别达到了49.69%,64.32%,由此得出结论政治互信较高、贸易互补指数较高、互联互通水平较高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潜力发挥较为充分。第四章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利用2007-2016年南盟八国及中国的面板数据,利用计量软件估算了影响双边贸易额的各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其中是否存在互联互通设施的影响大小为0.0964,是否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的影响大小为-0.2456,是否有共同的边界的影响大小为0.212,中国人口数量影响大小为0.7928,自贸区内部驱动力为-0.0063、贸易互补程度的影响大小为0.7813,双方GDP总量分别为0.1223和0.1244,双边贸易逆差影响大小为0.9625,双方距离的影响程度为-0.0817等。第五章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深化中国与南盟贸易合作的几点建议,包括提高政治互信水平、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完善与南盟的合作机制及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开放领域、开展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助力南盟提升工业能力、优化工业结构、积极发展产业内贸易以提升贸易竞争力、增加人才储备以及搭建多边跨国技术交流平台以提升技术转移效率等建议。中国与南盟当一起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