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以诗词著称。源远流长的历史给中国语言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在写景抒情方面见长,其精妙优雅的描绘构成了古典诗词独特的审美方法和感知过程。而中国传统的欣赏和分析方法理论主要集中在写意方面。例如,意象和意境构成了中国古典诗词理论的两大要素。诗风则是中国古代文人在创造和欣赏过程中非常看重的另一标准。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诗歌创作欣赏不仅仅是审美经验,也是一个认知过程。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代诗人创造了大量的意象并赋予其不同的象征意义。许多流派的理论家作了出纷繁复杂的分析,但在认知方面的分析却极为罕见。因此,本文试图从转喻的角度来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认知分析。直至目前,关于诗歌的认知分析理论主要集中在欧美诗歌方面。而在这些认知理论的分析过程中,也主要是从隐喻的角度来进行的。由此造成了诗歌转喻现象研究的暂时匮乏,而将转喻应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的分析则更为少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将当代认知转喻理论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赏析,从而获得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新理解,并发掘将认知转喻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的前景。在此过程中发现,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诗词建立在转喻的思维基础上。在对大千世界的感受构建过程中,中国古典诗词给后人留下了大量无价的财富,使我们得以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无论从每首诗词个体,还是对于诗句雅言来说,认知转喻分析都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对诗词个体进行转喻解读。意象和立意构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两个显著特色,也是诗人创作和欣赏的两大主流。在意象的构建过程中,颜色和花木在诗词中出现最为频繁突出。中国古典诗词几乎囊括了所有自然界的色彩。而这些色彩的不同特色使得其突显性投射到不同的诗性领域,例如美人,社会地位,地理位置及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多种转喻概念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和理解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古诗词里,花草树木极为常见。通过对它们的突显性特征转化,时间和地点的描绘,可以得出不同层次的审美体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现象。关于花的理想认知模式中,花的突显性体现在万紫千红的色彩,由此以颜色来代替不同的花,并衍生到不同的人,身份,情感等等。这一点亦与传统解读方面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关于草木的理想认知模式,则大部分处于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转喻类型运作过程中。诗意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著名诗词都是通过周围环境因素或者精心营造的气氛作为几个突出点,通过转喻映照而投射到诗意情感的领域。作为组成单个诗词的重要因素,诗句中的数字,名词,形容词三个方面在转喻概念理解中最为常见。本文以数字“一”、“三”、“四”为例,主要考察了这三个数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转喻应用。并分析了它们在不同诗句领域的邻近关系,得出不仅仅在现实世界,更在诗意转喻理解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名词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转喻概念构建中,四种理想认知模式较为显著。它们分别是衣冠,地域,个体以及物体。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诗性形容方面,比较常见的是将名词之间或名词到形容词的转喻映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转喻现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并非罕见。将认知转喻理论应用于诗词解读欣赏能使读者获得更深刻的体验。这一方法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及文化的障碍,许多诗词翻译解读没能完整传达其特有的优美内涵。认知转喻方法在如何研究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启示。因此,作者认为,当代认知转喻理论和中国古典诗词的结合点,将在古典诗词的教学和推动文化交流方面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