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金融一体化进程得以深入推进。这也导致不同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产生了变化。所谓风险溢出效应,就是指一个金融市场发生的风险事件往往伴随着投资、贸易等活动迅速传播到其他金融市场,并对其他金融市场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度量,有利于深入了解其风险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内地股市的开放程度,深化金融领域创新,在沪港通已先行成功试点并取得宝贵经验的背景下,深港通相继出台。深港通的实施,促进了深圳股市和香港股市的互联互通,必定会对两地股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产生影响。为了把握这一影响,对深港通实施前后两地股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十分必要。由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将风险溢出效应纳入风险测度框架内,能够有效反映溢出风险大小,故本文将其作为风险测度指标。给出各序列的GARCH模型,拟合各标准化残差序列的Copula函数,可构建出GARCH-Copula模型。本文基于GARCH-Copula模型从表达式入手进一步推导出时变条件风险价值CoVaR的计算式,从而实现对CoVaR的求解,奠定实证研究的模型基础。本文在文献梳理和模型探究的基础上,选取深证成指作为深圳股市代表,恒生指数作为香港股市代表,以深港通实施的时间点为界,前后各三年划分为两个样本区间,分别运用GARCH类模型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的边缘分布进行拟合,采用Copula函数刻画其关联结构,基于GARCH-Copula模型求解出各股指的时变CoVaR,从而对深港通实施前后两地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度量,刻画两地股市的风险联动性。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把握深港通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深港两地股市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始终为正,即一方出现极端风险事件时会增大另一方所面临的风险。随着深港通的实施,两地股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总风险有所减小,但深圳股市面临的溢出风险增大,而香港股市溢出风险变化不太明显。相对而言,深港通的实施对深圳股市影响较大。基于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分别从投资者和监管方的角度就合理防范股市风险,促进股市健康平稳运行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