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就业总量显着增加，从1978年的40125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75200万人，但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仍很突出。长期以来，面对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中国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的产出弹性逐步下降趋势，呈现出就业增长较为缓慢的态势。导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着高失业出现，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85年的1．8﹪跃升到2004年的4．2﹪，出现了典型的“增长型失业”现象。在面临就业总量矛盾的同时，中国就业的城乡、产业、技术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 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进入人口高峰期，劳动力供给压力将持续增加；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迁是必然的，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这些也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可见，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形势将长期存在。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让每个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都有就业岗位，才是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之策。但市场的自发运行无力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对于处于二元经济的中国更是如此。所以，要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主体，政府必须承担起促进就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责任，把扩大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独立和优先目标，不仅要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更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增长，努力为每个有就业要求的公民提供平等就业机会。 政府促进就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方式可以有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的选择，但中国长期以来都处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就业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资本积累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来解决。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政府主导型，公共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30﹪左右，公共投资是政府调控宏观就业水平的重要工具，其规模和结构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公共投资如何影响就业，并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中国的公共投资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以及公共投资结构对就业影响的差异，检验公共投资政策影响就业的效果。论文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了公共投资影响就业的路径和方式，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公共投资就业效应的定量分析上。论文分别从数量效应、结构效应、质量效应和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对中国的公共投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定量分析，本文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就业总量有正效应，而长期的积累效应更显着，但这种效应有一定的时滞；在公共投资的组成中，公共服务投资比基础设施投资的就业效应更强；从就业结构效应来看，公共投资增长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减少就业量，而推动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增加，从而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作用，但公共投资的这种结构效应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能在长期中见效，而且公共投资的这种结构调整作用比非公共投资要弱，而对有效就业的分析中发现，非公共投资对就业部门结构的调整作用比公共投资更为强劲和有效；公共投资对就业质量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效应，导致公共投资对就业产生了溢出效应。在这些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以促进就业增长为目标，提出了公共投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