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过两次批量削减,现行刑法死刑罪名的数量仍多达46个。2021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不但没有削减死刑罪名,还提高了许多犯罪的法定刑,我国刑法的重刑化倾向由此可见一斑。司法实务上,由于种种原因,量刑也总体趋重。而减轻处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刑化趋向,有利于实现量刑的合理化。因此,研究减轻处罚的适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刑法已经明文规定了减轻处罚,但是在认识上还是存在不少分歧。笔者就围绕着减轻处罚的相关问题,展开以下论述。第一章明确我国刑法中减轻处罚的概念和类型,并与域外的减轻处罚制度进行比较。减轻处罚的基本含义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一定刑罚。其中,法定刑包含处断刑,而“以下”不包括本数。就立法规定而言,减轻处罚可以分为法定和酌定两种。在具体运用中,减轻处罚必然涉及到主刑的减轻处罚或者附加刑的减轻处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存在减轻处罚制度,且各具特色。第二章揭示减轻处罚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其一,无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则无法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有时需要将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包容评价为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以免出现不协调的现象。而《刑法修正案（八）》限制了法定减轻处罚的减轻幅度。其二,与法定减轻处罚相比,酌定减轻处罚的实体条件较为模糊。在程序上,现行刑法与1979年刑法不同,为酌定减轻设置了极为繁琐的核准程序,严重制约了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其三,减轻处罚情节对我国不同刑种的作用不尽相同,大多数刑种的减轻处罚,都存在一定争议。第三章探讨减轻处罚适用问题的解决方案。首先,当被告人拥有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或者数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法定减轻处罚可以突破《刑法修正案（八）》的限制。其次,按照历史解释,可以认为现行刑法的“特殊情况”就是指1979年刑法中的“具体情况”。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存在,不妨碍适用酌定减轻处罚。与免予刑事处罚制度相比,酌定减轻处罚的核准程序缺乏合理性,有必要予以废止。最后,除有期徒刑外,主刑的减轻处罚只涉及到刑种的减轻,不包括刑度的减轻。主刑减轻为管制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少于1年。我国的没收财产刑属于一般没收,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摒弃,有必要限制其适用。刑法典为许多罪名配置了数额不明确的罚金刑,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纵观《刑法修正案（十一）》,罚金刑的不明确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背景下,法院应当善于运用附加刑的减轻处罚,对罚金刑进行司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