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士人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在此时期发生了明显分化,并由此导致士人阶层的群体划分。士人群体的分化根源于晚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政治方面,吏治混乱,政事废弛,人浮于事,卖官鬻爵,党派林立,对拥有“学而优则仕”理想的士人影响很大。经济方面,社会生产力提高,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士人选择新的生活道路提供了经济条件。文化方面,阳明心学之哲学思想、多元化之价值观念和僭越礼制之社会风尚的盛行,为士人群体的个性解放提供了文化理论上的支撑。士人群体在晚明特殊的大环境下分化成三个不同的子群体。坚守科举之路的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虽然仍走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但在晚明科举考试道路日渐艰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他们在坚守仕进之路的同时,也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其文化生活除了读书备考以外,更多地参与讲会和结社活动,互相切磋时文技艺,为早日科举成功长期奔波。其思想倾向复杂,既有过于追求科举成功的功利思想,也有为了克服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呆板而追求心学之主张。他们的人生道路,与前代士人相比,也有了明显的不同。放弃科举而坚守儒业的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虽然放弃了科举和仕途之路,但仍以读书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在整个士人群体中占据着大多数。在生活来源方面,他们或只能做不被人重视而且收入较低的蒙师,或靠为人写墓志铭或通俗读物等卖文活动而谋求生计,或因出色的文学才能而获取惜才之友的资助。在行为方式上,这批士人有更多的时间交游与结社、游山玩水等。他们同友人切磋文艺,而非科举士人们讨论的古板枯燥的时文技艺。在思想倾向方面,他们视读书、著述为乐,追求适意、丰富的生活内容,纯净世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使生活内容更充实、更有意义,其个性解放意识表现突出。弃儒就贾之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放弃儒业,走上经商之路,运用曾经拥有的知识在商场上驰骋。他们弃儒经商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原因则是晚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求。他们从商后仍坚持读书学习、与士人交往、参与宗族等地方事务。其思想上体现出儒家知识与经营谋利相结合的倾向。随着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士人的社会生活也日渐丰富,日常社会交往也变得更加宽泛。在与官员、商人、妓女等交往时,由于交往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所以交往呈现出双向、相互的态势。而与社会普通百姓的交往,由于士人具有较大的社会话语权力,二者的交往呈现出单向性,即士人始终是主动性的一方。晚明士人无论是与官员、商人、妓女三者交往的双向性、互补性还是与普通百姓交往的单向性,都表现出了晚明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下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反过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的特殊性。晚明西学传入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西学,士人群体针对其在华的传播途径和内容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热衷和排拒。持热衷态度的士人对西学中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同时肯定天主教教义深诋空疏学风的社会功能,认为天主教是补儒易佛、斥佛的良药。而持排拒态度的士人则认为,西学中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予以重视,而最需要驳斥的则是天主教对当时政治和儒学的破坏作用。持这两种态度的士人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针对晚明变革的社会环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着眼,体现了士人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文化自觉意识。晚明出现新的社会风尚与士人群体不无关系。士人物欲、情欲观念的解放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奢侈之风和纵欲之风的盛行。同时,士人对新的道德观念的认可,也冲击了传统的尊卑、长幼、男女等积习,士人的个性解放引领了新的社会风尚。晚明虽然是一个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但对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则不宜过高估计,从基本的社会属性上说,封建社会之底色并没有改变,封建农业经济、君主专制、儒家思想等仍占据主导地位,传统仍是社会的主流和底色。与此相适应,士人群体中,不受物欲浸染,不被新学所动,思想和观念仍然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者,占据多数。研究晚明士人群体,不可因看到那些激烈变化的因素,而忽视其不变的基本面。晚明社会之所以既激情澎湃又传统保守,与士人群体分化而成的不同子群体持有的不同思想观念不无关系,正是这种新旧交织的两种社会力量的并存激荡,使晚明社会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缤纷之状;而也正是在新旧力量的对比中,旧的部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这个社会既呈现出新生的希望,而又崩而不溃、衰而不死。研究晚明士人群体,可以为认识晚明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一个历史分析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