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时期,政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呈现“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并存的治理特征。政府和内部人分别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掌控着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使他们有能力利用手中资源将自身目标内化于企业的多元化并购活动中,导致本应以提升企业价值为目标的并购又肩负起履行政府经济、社会职能和实现内部人个人收益最大化的任务,由此造成国有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并购呈现出一些典型特征,并最终传导到并购绩效上,形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论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研究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对国有企业多元化并购行为的影响。论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提出了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和多元化之间的分析框架。选择2003-2012年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样本,采用独立样本检验、配对样本检验、中介效应分析、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回归、事件研究法、因子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对多元化并购类型、并购对象选择偏好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提高了相关多元化并购的可能性,内部人控制增加了无关多元化的可能性;国有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偏好、关联交易偏好和同区域偏好,政府干预程度会显著提升这三种偏好,而内部人控制程度仅对行业偏好、关联交易偏好有影响,对同区域偏好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区分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职能目标与管制策略使得中央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偏好表现上有所差异;多元化并购短期内毁损企业价值,长期来看并购绩效变化不明显,验证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并购存在“绩效悖论”。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并购类型和并购偏好都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最后,论文提出了减少政府和内部人对企业并购不当干预、规范并购活动的相关建议。论文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同时纳入多元化并购研究,扩展了已有的企业理论、财务理论关于企业并购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对丰富政府干预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及并购理论,论文拓展了多元化并购相关分析框架,丰富与补充了政府干预相关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和并购理论,提供了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对多元化并购影响经验依据,对完善政府对并购行为的规制,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