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人们急切要打破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恢复文学发展。一批代表西方新思潮的文学名著得到译介，其中就有劳伦斯的作品。虽然劳伦斯摆脱了“颓废作家”的标签，但是对其作品的译介，从作品选择到译介策略，都必须符合基于意识形态的标准。八十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操纵逐渐宽松，人们在译介和研究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劳伦斯的现代性主题和艺术手法。到了九十年代末，随着西方各流派的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劳伦斯译介产生了新的文学意义。为了完善对新时期对劳伦斯译介的原因和影响的认识，本文根据意识形态操纵力度的消减过程，透过研究者对《儿子与情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的解读的变化，在微观层面观察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译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学背景下探讨译介的意义。本文引言部分介绍劳伦斯译介研究的背景、选题意义、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思路。结合各历史阶段的译介活动和研究成果，指出对新时期劳伦斯译介的研究应以意识形态操纵的消减为主线，考察译介活动、研究重点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第一章探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对译介的社会文化目的和选择标准的操纵，从译介选择和译介策略两个方面揭示操纵的表现形式。以这一时期被译介最多的《儿子与情人》为例，具体考察绍介者如何实现小说的政治合法性，以及当时对小说主题认识的进步和局限。第二章从翻译出版业的发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新译和劳伦斯研究重点的转移三个方面说明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放宽与“劳伦斯热”之间的联系。第三章通过描述劳伦斯及其作品在新时期的形象变迁，及其译介对文学观念的影响，阐释劳伦斯的译介意义。最后，结语部分总结劳伦斯译介对文学研究和创作产生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