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消费已经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凸显，2017年达58.8％。但是从相对数额来看，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仍有待进一步发挥。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象仍然存在，且人均消费支出累计同比实际增速也呈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7.5％下降至2017年的5.4％。显然，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居民消费率偏低且增速放缓制约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无论是从作为流量的收入，还是从作为存量的资产来看，居民家庭财富规模不断增长，且在资产配置方面，投资空间得到了扩展，不再局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和住房等实物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这不仅直接提升了居民财富存量水平，而且有助于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　　不难发现，在家庭财富呈现规模增长与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依然没有显著提升，这与传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解释发生偏离。因而，研究财富的性质与结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总量增长及其速度已经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必要对个体禀赋分布与行为差异状况的问题予以重视。　　理论研究方面，传统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主要围绕代表性消费者展开，这虽然有助于简化问题的分析，但是忽略了不可保险冲击和个体特征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差异，也无法准确考察个体分布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因此，异质性消费者的分析框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事前(ex ante)异质性和事后(ex post)异质性两个方面进行界定。一方面，个体特征与禀赋差异有可能使消费者遵循不同的消费路径，表现为异质性禀赋对应的事前异质性。如，消费者持有高流动性资产较少时，更易受到流动性约束，这方面的研究强调了资产流动性，而非资产水平对消费路径平滑的作用;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资产具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且通过财富效应、替代效应、抵押效应等多种渠道影响着居民的消费行为，因而，住房资产需求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因拥有数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可保险的特质冲击也是异质性消费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异质性冲击对应的事后异质性。如，一些研究发现冲击引起的资源增长与减少对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鉴于此，本文以异质性消费者为切入点，并从异质性禀赋和异质性冲击两个角度予以识别，考察了不同财富配置结构与规模变化下异质性消费者行为的变异，以期揭示中国家庭“财富水平高、增长快”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增长慢”共存现象背后的原因。　　具体而言，本文考虑财富的性质差异，将财富划分为作为存量的资产和作为流量的收入，并将前者细分为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资产，分别以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衡量;同时界定正向和负向收入冲击。在此基础上，以财富的水平与结构考察异质性禀赋，以收入冲击方向反映异质性冲击，进而识别异质性消费者。理论方面，结合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缓冲存货、习惯形成、行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变异的问题展开分析。实证方面，不仅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宏观总体层面考察了居民异质性财富与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还运用单方程估计、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面板数据分析、引入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交互项乘积等方法，从微观家庭层面分析了异质性消费者决策问题，主要包括资产流动性对消费平滑能力的影响、住房资产对不确定性及财富积累的作用、住房资产多重属性下财富效应的差异、边际消费倾向对不同方向收入冲击的反应等。通过多指标的选取、分位数回归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提升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综合来看，本文在对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变异的研究中，较为充分的考虑了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财富流量与存量、动态变化与静态结构、住房资产多重属性等方面的因素，不仅丰富了异质性消费者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探讨如何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把握消费潜力刺激政策的着力点，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全文共分为九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为文献综述;第3章为中国居民财富与消费状况的描述与分析;第4章为宏观视角下居民财富与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第5至8章主要围绕微观家庭展开，分别揭示了资产结构对流动性约束及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住房资产需求对不确定性及财富积累的影响、住房资产多重属性下财富效应的差异以及不同方向收入冲击下消费的反应程度;第9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从宏观总体层面来看，不同性质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长期均衡条件下，收入对消费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而高流动性的净存款显著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住房资产虽然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明显。这不仅支持了行为生命周期理论中心理账户的观点，即相比于现金资产，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现金收入账户进行消费，还反映出资产的性质差异也会对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高流动性资产收益性较低，在长期中不利于消费的增长，而住房资产虽然收益性较高，但消费属性明显，变现可能性较低，资产增值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不显著。　　从微观家庭层面来看，首先，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消费者将面临流动性约束，表现为暂时性收入冲击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为正，且在有房与无房消费者中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验证了高流动性资产对平滑消费及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还反映出住房资产引起了流动性约束程度的差异。其次，相比于有房，无房的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且预防性储蓄比例更高，这种主动积累财富的行为对用于当期消费的高流动性资产产生了挤出作用，提高了流动性约束水平。再次，消费、投资等属性因住房资产的拥有数量不同而表现不同，引起其财富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相比于无房，有房消费者财富效应较高且显著为正，其中，一套房消费者财富效应不显著，而多套房消费者财富效应显著为正，且高于一套房和无房消费者。最后，正向与负向收入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收入下降引起消费降低的程度大于同等程度收入增加引起的消费增长。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家庭财富构成及变化角度，对中国当前居民家庭“财富水平高、增长快”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增长慢”共存的现象进行解释。首先，家庭财富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这尽管有助于在长期内提高财富水平和财产性收入，但是对高流动性资产产生了挤出作用，抑制了消费平滑能力，提高了当期流动性约束水平。其次，尽管中国有房家庭的比重高达90％以上，但是其中80％左右仅拥有一套房，更多将住房资产看做是生活必需品。消费属性明显的情况下，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作用有限。再次，受到住房资产刚性需求和中国租房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影响，无房家庭在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主动积累财富的动机较高，导致其高流动性资产中预防性储蓄比例较高，而这部分资产主要用于平滑未来消费路径。因此，即使在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情况下，无房家庭也可能表现出与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相似的消费行为。若其高流动性资产不足，无房这一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对其财富积累的影响程度更大，财富中预防性储蓄所占比例更高，可用于当期消费平滑的资产更少，流动性约束的程度进一步加剧。最后，对于作为财富流量的收入而言，消费者对财富降低的反应更加敏感，收入下降引起消费降低的程度难以由同等程度的收入增长所弥补,消费与收入无法实现同步变化，消费增长慢于收入。　　本文的政策建议为:首先，保证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以此为消费提供有力的支撑。其次，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鼓励家庭提高高收益资产份额、扩大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性，提供多元化的资产，并优化消费信贷市场的结构，在合理范围内促进信贷业务。再次，坚持住房资产的居住属性，根据住房需求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促进住有所居目标的实现。最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改革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