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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现代性,我们要怎样全面看到现代性,中国如何在汲取西方现代性发展经验教训和后现代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建构自己的新型现代性?这是当代中国热门话题和时代课题。这是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中却同时遭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困境的冲击的现实境遇决定的。这需要借助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理论挖掘和明晰化,从而较客观和全面地回答和在实践中从容应对现代性相关的时代课题。所以,本文中的“批判”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借助唯物史观方法论对现代性及相关问题的时代反思和全面认识;二是,立足现代性困境,通过实践,寻求现实的突围路径。本文在结构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是对现代性批判研究的前提澄明。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作为家族相似谱系概念,“现代”指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绵延的”特定时间区间,与“前现代”相对应,“前现代”在“西方”包含“中世纪”及之前的古希腊;“现代化”强调“从传统社会向以经济社会主导为特征现代社会”过渡具有转型特质现实历史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候把其表述为历史前进的“目标”;“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总体的内在本质,是通过哲学思维,对社会学的、文学的、政治学等不同领域对现代社会碎片化理解的整合综合基础上的总体本质深度考察和深刻揭示。马克思因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研究”不容忽视的伟大思想家。通过唯物史观基于人类历史发展时空坐标,我们发现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迥异于“前现代社会”内在本质,其特征突出表现为:“世俗化”、“货币化”、“主体性哲学”、“理性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五个方面,进而决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因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基于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人和自然的普遍异化状态的“他者”境遇的批判。 第二部分,文献梳理,强调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形成和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以“提纲契领”的方式对主要文本的“重点分析”来展示其思想脉络。《论犹太人问题》,他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而深入“世俗异化”批判,通过“犹太人问题”,关涉现代性世俗化困境,是现代性批判的萌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劳动异化”、“货币拜物教”等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具体维度”的集中展现;《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生成实践论轴心原理和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确立而深化批判;《共产党宣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展开和明晰化;《资本论》以“资本”和“资本主义”本质批判为核心,是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的全面深入批判。 第三部分,围绕着现代性几个方面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具体展开如下: (一)世俗化及世俗化困境澄明 “现代社会”迥异于“前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世俗化”代替中世纪的“神性化”以及“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因此,现代性即世俗化,即是一种与过去历史的“断裂”,又是“崭新历史”的生成,具有双层性。因此,一方面,“世俗化”在宗教意义上凸显为对中世纪“神性”祛魅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层面,“世俗化”是以“经济性”为特质的“世俗社会、世俗生活、世俗政治、世俗文化”等凸显“资本轴心原理”的“市民社会”建构,突出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社会景观。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世俗化”的内容、特征、本质进行了科学揭示和历史分析和全面评价。“世俗化”具有解放意,鉴于历史发展的未来向度,马克思对“现代性世俗化困境”表现为“拜物教逻辑下”的“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给予特别关注,并对其“现实根源”和“历史扬弃的现实路径”进行探究。现代社会的“拜物教逻辑”,不仅仅是人们心智不成熟的表现,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对“世俗化的批判”转换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更进一步深刻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特定“社会关系”借助于“资本物化”的表现,所以,“世俗化”的异化社会图景,与“欲望”在现代社会张扬以及价值增殖成为目的而人“沦为手段”密切相关。 (二)世俗化内在机制“价值通约主义”剖析 “价值通约主义”是“世俗化”的显著特征、重要内容和内在机制,是“货币化世界”的整体图景。“价值通约主义”,无非是对现代社会以“货币”为“公分母”通兑“一切存在”特殊魔力的指认。马克思一方面对“价值通约主义”的内涵、特征以及“货币化世界图景”进行了描述分析,另一方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探究并指出:通过透视,其内在根源于“货币脱域”机制;历史考察中,货币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惊鸿一跃,是“价值通约主义”成为“世界景观”的关键,“主体资本”使货币具有创造性动能,而拥有通兑人的精神世界、政治权利、甚至人的尊严和良心等“一切存在”的魔力;在本质上,表面看货币是作为普遍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深层看,货币的主体本质是作为社会一般劳动的“抽象劳动”,是颠倒的“异化社会关系”表现,是主体劳动在现代社会的抽象化、神秘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对“价值通约主义”进行评价:“价值通约主义”借助最大限度促成的时空重组,促进了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同时,其以“交换价值”对人类现实存在“多样化”价值的排除,具有侵蚀人性和腐蚀社会的作用,是“物性价值”过分张扬而对“人类主体存在”及其固有价值的消解,突出表现为“人的异化”。所以,“人类解放”,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价值通约主义”思维方式、评价尺度、货币化生活世界的解放,是人以“人的方式”对世界和存在的全面占有和现实享有,是“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人类幸福的实现。 (三)“主体性哲学”和“主体性资本”双重“祛魅” 现代性以主体性哲学和主体性资本共谋关系为重要特征。现代资本主体借助“主体性哲学”而获得扩张逻辑合法化的证明,主体性哲学则通过资本主体化而获得其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成为现代性经典人格模式“理性经济人”的哲学来源。马克思基于二者的紧密关联而展开对二者的双重批判,他一方面以德国“主体性哲学”高度为起点,对主体性哲学的“抽象性”、“非时间性”、“普遍性”的内在本质特征“意识内在性”进行总结,并颠覆性的指出“人的问题以及人的现实存在问题”归根结底是实践问题,基于生成实践观指出,“主体”是感性的现实的“生命主体”、复杂社会关系中以“总和”表征为本质的生成主体、改造自然社会并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受动性能动性”统一主体,进而基于生产实践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主体“解放人类”的伟大使命。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主体性资本”进行本质剖析,并指出其本质是“异化的抽象劳动”,主体性哲学不过是主体资本的现实反映和理论辩护而已。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借助现代社会大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才使得“抽象劳动”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和普遍统治,才使得抽象劳动具有“敌视人、压抑人、统治人、漠视人”的属性,因此,“现代主体”以“异化主体”形式出现,这是颠倒社会关系和颠倒的社会图景:“主体性资本”显示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表现为资本家的富有、精致化甚至奢侈化;勤劳的工人总体却处于赤贫、被奴役状态,工人个体畸形化、单向度发展,命运如“飘荡浮萍”。与后现代主义者喊出“人死了”不同,马克思强调通过革命性实践,突围现实异化困境,寻求现实的“自我救赎”之路。 (四)资本逻辑支柱“理性主义”探究 现代性世俗化和主体性哲学都以“理性主义”即“现代理性形而上学”为支柱。本文历史考察理性主义形成及其“秩序性”、“规律性”、“因果性”、“客观性”特征,这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笛卡尔认识论转向相关,也与斯密开启的经济理性相关;本文同时考察理性主义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理性主义批判,并通过非理性主义哲学梳理,对理性主义过于“推崇理性否认感性、强调客观标准而造成僵化机械思维”的缺憾进行了明晰化阐释。马克思是反理性主义者中,深入理性主义现实之根“资本逻辑”的深度批判者,并用唯物史观融合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的崭新的理性主义哲学,用立足历史生成性的相对标准和相对意义,突围理性主义的“绝对标准”,从而还原人们一个多样化、多彩的、充满偶然性的真实世界和真实生活。 (五)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生态危机”剖析 “生态危机”是现代性困境的显著特征和集中表现,主要表征为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已经越来越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矛盾状态显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出现和恶化,其根源于“资本逻辑”。人与自然的关系无非是“人与人关系”的表现而已,生态危机,同时折射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在资本逻辑下的敌对状态,这是资本逻辑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现实历史过程,马克思揭示出资本逻辑造成的“人的发展”和“生态发展”双重悖论,强调生成实践中“人、自然、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在于对逻辑”超越,这需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否定性”并诉诸于“历史发展辩证法”,通过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来寻求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美好未来。 第四部分,结语。因为现代性困境,可以在根本上归结为“资本逻辑”造成的“自然可持续发展”悖论和“人的可持续”发展悖论,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和“生态危机”,因此,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必然是“和合”为核心特征的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和谐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丽中国”为两个突出的方面,这一建构的现实性的核心在于如何现实的运用、操控甚至超越“资本逻辑”。这需要契合“世情”、“国情”、“时情”的中国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制度、发展理念等全面的创新。总之,中国新型现代性建构的核心是包括美丽中国的和谐中国建设,关键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逻辑的现实超越。这需要利用资本的现实力量掌握资本,需要科学地利用公共资本、公有资本掌控“资本逻辑”的总体运行,更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规制“资本逻辑”,也需要在推进生产力发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最终在根本意义上超越“资本逻辑”做积极的准备。 贯穿全文现代性批判的方法论原则是唯物史观,具体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以人类历史发展时空坐标为认识价值尺度。 时空坐标是人们认识事物和评价事物的重要参照系。马克思唯物史观以人类历史发展为时空坐标,因此,强调通过纵向比较、横向分析基础上的“总体-本质”分析方法,因此,辩证的认识和辩证的评价。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基于过去“前溯”意义上,特定时空中的“必然性”、“合理性”、“进步性”,以及在未来发展向度上的,在“后推”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暂时性”、“相对性”和“局限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基于生成的实践论,强调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是持续的过程。 第二,“生成实践论”为核心的经济哲学批判。 “生成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思想迷雾可通过实践拨云见日,人类现实困境只能通过人类主体“合目的合规律”的实践活动突围。在实践中,物质生产方式又具有核心的意义,因此,现代性困境和现代性特征,其内在的现实根源是“资本逻辑”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规律。因此,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必然是对资本逻辑的深度批判。人们能够获得与具体时代、具体环境相适应的“相对真理”,并通过真理的不断深化和修正,无限的接近“绝对真理”并促进人类社会整体进化;在实践活动中,我们通过创造和人类的自我反思,基于“历史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发展内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而对人类未来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乐观主义”态度。 第三,基于历史生成的“人类立场”和人民主体维度。 社会总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差异化的“利益结构”,不同立场和主体维度的选择,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评价和行为方式。基于生成的实践论轴心原理,在横向上,马克思强调“个人”和“社会”相一致的“人民”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强调人们对事物的评判、选择不应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的特殊利益,而是立足于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实践主体“人民群众”;在纵向上,历史发展表现为过程,更是代际间的继承关系,因此,要有基于“人类整体进化意义上”的宏大视角,立足于“全人类”价值立场,把“特定时代”和“个别人”的“特殊利益、局部利益”与关乎“后代发展”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权衡、评价、取舍,因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基于“全球和人类发展”的“国际主义”理论视野、博大胸怀和思想高度。 总之,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方法论,也是人们洞察现代社会和理解现代性的科学思维方法,是现代人理解现代社会的理论武器和冲出现代性困境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