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中的“戏剧改良”理论及论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推进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戏剧改良”口号发端于晚清,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戏剧改良”的高潮。《新青年》是新剧派、旧剧派进行论争的战场,“戏剧改良”的论争在《新青年》杂志出现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出现与《新青年》办刊宗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是“戏剧改良”选择了《新青年》,同样也是《新青年》选择了“戏剧改良”。新剧派在关于“戏剧改良”的论争中态度各异,有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有以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还有欧阳予倩为代表的公允派,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拥护旧剧的张厚载。这场论争中,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地位上都是不平等的,新剧倡导者导演了这场关于“戏剧改良”的论争,他们邀请张厚载参加,有些请君入瓮的意思。这场论争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文学的深远意义。“戏剧改良”是新文化运动主张的具体实践,通过“戏剧改良”而引入中国的易卜生主义对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学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不仅如此,“戏剧改良”理论对落后国民性的批评,对西方悲剧观念的提倡都是它带来的重大影响。所以,“戏剧改良”理论及其论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