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负荷与BRAF V600E突变晚期结直肠癌预后及一线治疗决策的关系

来源 :北京大学医学部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uyangyy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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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一种常见的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世界范围内,CR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全部肿瘤的前列。约8%-10%的CRC存在BRAF基因突变,其中以BRAF V600E突变最为常见。目前认为,BRAF V600E突变CRC患者预后差,生活质量低,需要接受高强度的化疗或靶向药物联合治疗。但是,高强度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严重程度明显升高,而新型靶向药物价格昂贵且可及性不强,这些因素均会使患者的预后受到极大影响。临床实践中发现BRAF V600E突变CRC的生物学行为及预后存在较大差异,提示BRAF V600E突变CRC患者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分层以给予不同方案的治疗,如何制定BRAF V600E突变CRC患者的分层标准并指导个体化治疗,已成为临床医生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肿瘤负荷(tumor burden,TB)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分层标准。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不同TB与BRAF V600E突变晚期CRC预后及一线治疗决策的关系。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TB与晚期BRAF V600E突变CRC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的关系。探索低 TB 患者一线使用不同治疗方案对OS及PFS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分析一线不同治疗方案治疗晚期BRAF V600E突变CRC的疗效。方法:收集2009年10月至2020年10月就诊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BRAF V600E突变晚期CRC患者的基本信息、病理检查结果、治疗方案等资料,制定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标准:1.通过肠镜活检或手术病理组织学证实为结直肠癌;2.组织基因检测结果提示BRAF V600E突变;3.确诊时除原发灶外,存在远处转移或者为术后复发;4.具有明确的基线影像学检查以用于测量病灶;5.至少接受过一个周期的标准系统化疗;6.ECOG评分≤2分。排除标准:1.术后辅助治疗结束后6个月内复发;2.合并其他恶性肿瘤;3.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不完整患者;4.随访信息不完整,包括生存状态、失访情况及时间等。最终,筛选出符合上述入排标准的患者共96例。首先,在探索TB与晚期BRAF V600E突变CRC患者OS及PFS的关系和低TB患者一线使用不同治疗方案对OS及PFS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方面,根据受累器官数目,转移灶数量,是否有腹水,是否有腹膜、骨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等指标,将患者分为低TB组和非低TB组(低TB定义为:同时满足1.转移灶个数≤5个;2.转移灶最大直径≤5cm;3.受累器官个数≤3个;4.无腹水,无腹膜、骨、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在低TB组和非低TB组中,依据一线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两药(XELOX、XELIRI、FOLFOX或FOLFIRI)±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Bev)组和三药(XELOXIRI 或 FOLFOXIRI)±Bev 组。末次随访时间为2021年2月18日。卡方检验比较各组患者一般情况和临床病理特征是否存在差异。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Log-rank检验比较各组的PFS、OS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在探索一线不同治疗方案治疗晚期BRAF V600E突变CRC的疗效方面,将满足入排标准的96例患者依据一线不同治疗方案分为两药±Bev组和三药±Bev组,卡方检验比较各组患者一般情况、临床病理特征、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是否存在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寻找与疗效有关的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96例患者,男女比例(1:1.04),中位发病年龄57岁(范围,24-81岁)。其中,低TB患者32例(33.3%),非低TB患者64例(66.7%)。随访时间截止至2021年2月18日或患者死亡时,中位随访时间13.4个月(0.7-90.5个月)。截止至随访结束时,共有71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74.0%。其中低TB组死亡16例,高TB组死亡55例,两组患者的病死率分别为50.0%和85.9%(P<0.05)。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低TB与非低TB患者的中位OS(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分别为25.7个月和 11.9 个月(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TB(HR=0.516,95%CI:0.287-0.927,P=0.027)是影响OS的独立因素。对于PFS,低TB与非低TB患者的中位PFS(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mPFS)分别为9.6个月和5.8个月(P=0.00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B(HR=0.590,95%CI:0.354-0.983,P=0.043)是影响 PFS 的独立因素。在低 TB 患者中,两药±Bev组与三药± Bev组患者的mOS分别为27.1个月和25.7个月,mPFS分别为9.6个月和 7.3 个月,一线治疗方案(HR=1.046,95%CI:0.361-3.025,P=0.934;HR=1.232,95%CI:0.520-2.922,P=0.636)并非影响OS和PFS的独立因素。在非低TB患者中,两药±Bev组与三药±Bev组患者的mOS分别为13.3个月和10.9个月,mPFS分别为5.8个月和 5.0 个月,一线治疗方案(HR=1.473,95%CI:0.733-2.961,P=0.276;HR=1.050,95%CI:0.545-2.022,P=0.884)并非影响OS和PFS的独立因素。在疗效分析方面,一线应用两药±Bev组患者72例(75%),三药±Bev组患者24例(25%),其中两药±Bev组和三药±Bev组的ORR分别为8.3%和33.3%(P=0.006),DCR分别为72.2%和79.2%(P=0.502),一线应用三药±Bev的患者更容易获得客观缓解(OR=4.466,95%CI:1.285-15.522,P=0.019)。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1.针对BRAF V600E突变晚期CRC患者,TB是OS和PFS的独立预测因素。2.在低TB患者中,一线治疗方案(两药±Bev或三药±Bev)对OS和PFS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统计学差异。3.一线应用三药±Bev的患者更容易获得客观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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