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时候,辜鸿铭却大力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为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然而,如果从传统的翻译理论出发,依照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转换去衡量译文,他的译文是不忠实的,他独特的翻译行为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译者和翻译规范的关注给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因此,本文试图从译者主体性和翻译规范互动的角度来审视辜鸿铭独特的翻译行为并试图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一方面,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策动者之一,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文学修养、人生经历甚至情感个性,都会介入到翻译活动中去,对译者翻译目的的形成、原文本的选择和理解产生深远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也由此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译本的接受毕竟是多数译者必须正视的问题。面对目标文化系统制约翻译的各种规范,译者必须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对文本进行操控,让译本顺利进入目标文化系统,这样译者的主体性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笔者对辜鸿铭独特的生活经历、语言文学修养、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目标文化系统制约翻译的各种规范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辜鸿铭独特的翻译行为正是他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目标文化规范的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辜鸿铭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熟知西方文明并且痛恨西方文明弊病,所以他选择了以译介儒家经典的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期达到利用儒家文化来拯救西方文明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为了让自己的译本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辜鸿铭不得不遵守目标文化系统的各种规范,采用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西方的哲学思想和名人名言来诠释中国儒家文化,从而降低了译本的理解难度并因此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因此,译者的主体性和目标文化系统翻译规范的互动为我们理解辜鸿铭独特的翻译行为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