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义利之辨”,是指古代哲学家们对义利关系的辨析与思考,是对物质利益与道德行为关系的取舍和把握的价值认定活动。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儒家重视人伦,注重社会人格之美;道家要求回归自然,揭示现实文化的偏失;法家重点突出变革,主张以法治国;墨家强调兼爱天下,打破亲疏、人我、强弱、贵贱、贫富的差别,这是墨子思想最可贵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现实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义利关系。这一时期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活跃的时期,各家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思想,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发声。墨子的“义利之辨”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产生的。墨子的“义利之辨”理论构建必然有其理论基础,一是源自尧、舜、禹等先王重视“万民之利”的思想,要求统治者为民谋利并提高道德修养;二是受到孔子的影响,因在孔子的思想中看不到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法,便以打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和打破血缘观念的“兼爱”为出发点,把天、鬼、人明确提出来作为三种并列存在的精神力量,从基本观念上与孔子划清了界限。这便构成了墨子“义利之辨”的理论渊源,并影响其“义利之辨”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墨子的“义利之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重“利”但不轻“义”,认为“义”“利”的关系是同一的,没有脱离利害关系的纯粹的道义;二是使“义”具有了“利”的属性,行“义”是获取利益的合理方式;三是想要获得长久的利益就要去做符合道义的事;四是“交利”乃实现“兼爱”的途径。墨子的“义利之辨”意在为天下“兴利除害”,假借天的意志约束人们不符合道义的行为。这些不仅体现出墨子的“义利之辨”是“贵义”与“尚利”的统一、“志”与“功”的统一、宗教色彩与现实精神的统一,还是平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的特点。对于墨子“义利之辨”的评价,要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批判地继承。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反映底层百姓的愿望与要求、具有超越时代意义的人性理解与同情、“尚贤”之“义”体现了平等思想。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过于追求物质利益可能忽视个人的精神追求,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兼爱交利”具有一定的空想性,片面要求同于统治者可能会削弱人的独立精神,并且有“义”等同于“利”的倾向,从而忽略“义”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建设浪潮中,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仔细剖析古人的思想。墨子义利关系论的核心是以“兴利除害”为己任,富含牺牲精神,其理论内核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借鉴价值。第一,“贵义”与“尚利”有助于我国经济建设,从而满足人的幸福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证明,只有生存需求得以满足才有可能谈其他,而满足我国人民的幸福需求必须首先满足生存需求,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第二,墨子“义利之辨”中的平等思想有助于建设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志功统一”的原则有助于协调利益与道德中的两难,做到主观动机与行为效果相结合。墨子“义利之辨”的核心内容是以为天下“兴利除害”为己任,以爱人、利人、以人为本突出它独特的价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