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想的萌生与演变——从鸦片战争至预备立宪前夕》为题，主要研究从鸦片战争至预备立宪前夕这一期间，地方自治思想从国外的输入与传播、在中国的最初提出、话语与意旨的演变以及其思潮的勃兴等基本历程。全文包括：导论、国外地方自治信息的输入与传播、地方自治思想的最初提出、地方自治思想的转变、地方自治思潮的泛起和结语六个部分。 “导论”部分主要表达作者选题的根据，以及研究的视角、态度与立场。作者认为，在晚清的变局中，地方自治成为万人瞩目而青睐的议题，地方自治思潮骤然勃兴，为何如此?这其中到底表露着和隐匿着什么?值得我们琢磨和深思。思潮是思想演变而成，也是思想成长所致。因此，我们不能不从历史这一视角来解释这一思潮。因而也无法避免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萌生、演变的历程及其细节的叙述与描写。 然而，任何一种思想或思潮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时代发出的声音。因而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或思潮的解释或解读，就不能不将其置于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寻求其发生的原委和特质。同时，思想或思潮既是时代散发出来的气息，也是人的心迹的自然流露。解释晚清地方自治思想或思潮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回到那个思想的情境中去，体验那些思想的人们的心灵气质和特征。 由于思潮并不等于思想。因此，在解释和描述地方自治思潮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将其视线聚集在少数的几个思想家的主张上，而是投向包括思想家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地方自治的思想主张上，以及他们表达思想的各种特定方式上。最后表明的是，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和思潮的探索，不是在求证一个命题或一种真理，而是在确认一种事实或澄清一些误解，当然也包括揭示从鸦片战争到立宪运动之间的中国人的一种思考及其方式。他们的思考及其方式，无论根据哪个角度来评判都无法否认它存在的意义。 “国外地方自治信息的输入与传播”部分主要从时间的维度考证了地方自治思想从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形、路径和影响。首先，是西方传教士最初将西方地方自治的信息引入中国，它主要是在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和介绍西方的中文著作中，对地方议会制度和地方普选官吏情形的介绍。其次，是鸦片战争前夕士大夫在自己编著的外国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中，对西方地方自治介绍与传播。它们主要是根据阅读和研究西方教士的中文论著，以及走访一些西方人士和有西方经历的中国商人而获得素材。其内容主要是地方议会的形成、构成和组织活动的原则，以及地方官吏的民主选举和乡官的设置情况。尽管这些介绍有些辞不达意，但更易让国人接受。再次，是鸦片战争后游历和出使西方人士的记述。主要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先后游历、出使或随使西方的知识分子置身于实地，耳闻目睹了西方地方自治制度的情形后，用日记或笔记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回国后整理、刊印或相互传抄，明确而具体地将西方自治的信息告知国人。他们输入的地方自治政情信息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等地的地方自治制度。与60年代以前的介绍不同的是，他们的介绍更加明确和仔细，重在介绍其组织形式和操作规则。最后，是甲午战后朝廷使臣出使或考察西方和日本，对其地方自治制度的介绍。他们对西方地方自治考察越发细致，对西方地方自治认识更为准确、深刻。 总之，晚清输入外国地方自治信息，不仅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一个制度蓝本和一种改革的途径，而且也暗示着中国由强至弱的深刻原因，以及富强目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从该意义上讲，外国地方自治思想在晚清的输入，为当时中国人思考和解决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找到一丝线索。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地方自治思想的提出正是沿着这一“线索”开始的思索。 “地方自治思想的最初提出”部分主要考察了晚清中国地方自治主张最初提出的原因、主流话语、立论基础与意旨，以及其话语表达模式。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的地方自治思想萌生的外在原因是西方文明的启示和中西国力对比的强烈刺激，其内在原因则是国人在“破国”后觉醒、求变的意识，特别是少数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所衍生的变法图强意旨。地方自治的主张最早于19世纪60年代初由冯桂芬明确提出。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乡董自治、地方议院和地方官吏的选举等是中国地方自治思想主张的主流话语。通过对早期地方自治主张萌生机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地方自治思想的衍生既缘于当时自强求富的时代主题，也源于一种朴素的分权与民权思想意向，确切地说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延伸或新的阐释。因而早期地方自治提出的立论基础并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民治、民主观念，更多是一种初级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精神，以及从古代民本思想引申出来的“养民”、“生民’，、“保民”等治民理念，其价值取向无非是“君民不隔，上下同心”。但是，在他们的价值诉求中，民权始终是他们无法祖露的一个意愿。 由于中国早期地方自治思想作为一种变法主张的提出，源于西方势力与文明的刺激与示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反省和对西方的反应的结果。但这种“反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