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关的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农地流转市场迅速发展,截止2014年年底,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5833万户,占家庭承包农户数的25.3%,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4.03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迅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2014年,耕地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上的农户数达341.4万户,同比增长7.5%。尽管中国农地流转市场日益成熟,但小规模分散经营仍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主体,2014年耕地经营规模在30亩以下的农户2.55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6.1%。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农地经营进入规模适度扩大发展阶段。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处于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和大户经营持续增加的双重局面。和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经营迅速发展相同步的是中国粮食总产量在2004年后的“十二连增”,但当今中国粮食生产同时面临着“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的“三高”难题。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破除中国粮食生产“三高”难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在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户农地流转和经营规模的扩大会对粮食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影响随新时期的变化又会有怎样的特点?这些问题是政府今后在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促进规模经营和同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时必须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也是本研究将要依靠数据进行实证回答的重要问题。带着这样的研究问题,论文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展开,先是对中国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相关制度的演变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寻找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逐渐兴起的制度原因。接着利用国家、地区与农户层面的宏、微观数据对我国农户的农地流转和经营规模发展进行回溯,然后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最后是实证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和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视角看农户农地流转是否导致“非粮化”,从农户粮食生产单产和亩均成本角度看规模增加是否带来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规模经济。最后是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农户农地流转市场迅速发展且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2)农户户均规模增长缓慢但农户经营规模适度扩大;(3)农户流转入农地和流转出农地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非农纯收入比例、户主年龄、所在村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参与养老保险、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和土地租金是主要的影响因素;(4)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确实存在,导致该问题发生的主体不是农户而是非农户,但农地租金的快速上升会胁迫农户农地流转“非粮化”;(5)随着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完善,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增规不增产”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但规模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降低;(6)分地区而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亩均生产成本的显著负向影响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且机械化耕种程度相对滞后的湖北省和四川省等地区表现最突出。论文的研究得到如下政策建议:(1)适当的补贴用于支持和鼓励老年农户流转出农地;(2)在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中,要同步推进农户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提高农户的养老保障水平;(3)政府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防控重点要放在非农户的经营主体上面,但也要同时关注农村土地租金快速上升给农户粮食生产的稳定所带来的威胁;(4)要审慎地看待大规模农户的成本经济优势现象;(5)对于四川、湖北这类粮食作物生产区域,中央政府要着力于培育适宜的机械化服务供给市场,并同时创造条件完善其它投入要素市场,以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综合以上所有的研究,本文在现实和研究方法层面分别作了以下的贡献:在现实层面,首次揭露了农户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解释了在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确实存在的宏观背景下,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主体不是农户而是非农户,但农村土地租金的迅速上升会胁迫农户农地流转的“非粮化”。首次从时期结构变动的视角对于农户农地经营规模和粮食单产与生产成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解释了在中国农业要素市场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增规不增产”的问题随着时期的演进得以改善,但大规模的经济成本优势也随着时期的演进逐渐缩小。在研究方法层面,在对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化”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农户多个地块层面的面板数据模型,比较了农户在转包入、租入地块和自有地块上的种粮决策差异,对于农户种粮决策的衡量同时考虑了“夏熟”和“秋熟”两种作物类型,以减少由于季节因素遗漏所导致的被解释变量的衡量偏误。此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