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文是在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繁盛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一种新文学样式。正因为先秦的众多文献中就已蕴含了大量的颂文因素，所以其出现是必然的。从西汉建立至南朝陈亡的近八百年历史中，颂文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大环境的大体一致性。诸种史料及颂文显示：汉帝国的声威造就了征伐颂文、巡狩颂文的大量集中出现，同时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坏、江河日下的刘汉朝廷又孕育出了众多的贤官颂文。诸种题材的颂文在汉代表现为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受汉代文学主流样式影响而表现为明显的赋化，二是受汉代重经思想及先秦典籍的影响而表现为拟古。魏晋时期的政治混乱与黑暗，正统价值的渐次式微促进了神仙隐逸颂及咏物颂的繁荣。长篇与短制并存。长文铺张，文繁理富；短文因袭，典雅板滞，但都体现出新的变化。南北朝频繁的江山易主，涌现了大量的符瑞颂文，同时，自东汉末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亦渗透到了颂文中，给颂文以新变；魏晋文章中的骈俪倾向进一步加强、颂文篇幅日益增长的同时，语言的骈化和唯美倾向愈益凸显。颂文这种以“美”为主旨的文章代不绝作，并形成一定的创作模式，与创作者及接受者的心态密切相关。表面上看，创作颂文的直接因素有二：或应诏作颂，或献颂邀宠。然而，众多的资料及文献表明，在此之下，隐藏着更深层的诸方面原因：一是士人的功名期待和为官任职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二是在美化王权中也隐晦地寄托了对当朝天子的一种道德期盼，三是汲汲于富贵的同时，亦包涵了建功立业的壮志。但这种以竞利为目的的歌功颂德导致了颂者人格的卑微化。另一方面，颂文创作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和“术语”，主要因为：一，功利性愈强，真情愈少；二，固有模式的规范与束缚；三，尊古崇经的心态影响。从接受者方面而言，接受者的特殊性及其与创作者极不平等的关系，使双方表现为迥异的心理：接受者的读者意识高度膨胀并完全忽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在迎合与膜拜的复杂心态中主体意识消解。颂文出现后伴随而来的是对其认识及理论探讨。两汉时徘徊于赋颂之间的理<WP=5>论认识与创作实际中二者的泾渭分明并行不悖，预示着文体分类学的即将产生；魏晋时期以二陆为代表的颂文作品论，强调文章要“经绮”。以挚虞为代表的颂文流别论，对其前颂文流变作了恰当的叙述，却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保守的见解；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对颂文的文体体义、产生、演变及体式要求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阐述，成为集大成者。萧统《文选》中选列颂文作品则明显呈现重“翰藻”的美学因素，故多有“破体”。总之，对中古颂文的多方面考察能使我们恰当的理解颂文的价值，更能以同情的心态去理解古代士人，同时也为了解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