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明中期的章丘士绅群体。明中期具体是从天顺到隆庆年间(即1457—1572年)。本文的“士绅”具体包括正途本籍官员(1)、进士、举人、监生及地方儒学生员。地方儒学生员是下层士绅,其他为上层士绅。本文的主旨是讨论章丘士绅在地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并试图从多角度分析章丘士绅力量微弱的原因。由于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以及明初的靖难之役对华北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人口锐减。朱元璋和朱棣多次颁布移民政策。山东济南府的移民人数很多。章丘县隶属于山东六府中的济南府,是济南府的大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章丘的移民大多数是从河北枣强迁移过去的。明初的章丘是个移民型社会。社会秩序的恢复以及重建新的人际关系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到了明中期,社会逐渐稳定,生产得到恢复,文化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章丘士子的读书入仕的情结逐渐形成,出现了科举繁荣的景象。章丘士绅逐渐增加,在章丘的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士绅圈。他们以单独或群体的方式在章丘活动着,影响着章丘社会。他们通过科举、学校、婚姻等方式联系着,成为章丘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群体。本文从士绅婚姻流动以及章丘士绅家族、家庭这三个方面分析章丘大多数士绅的存在形态,也就是章丘士绅能否依靠血亲、姻亲发挥作用。章丘士绅及其子女的婚配区域集中在章丘县域里,走向是向下流动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章丘士绅来说,无法通过联姻加强与其他地方士绅的联系,也不能在整体上提升士绅所在家庭的地位。大多数士绅所在的家族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家族认同感较弱。章丘士绅很少能够借助家族力量。笔者根据《李中麓闲居集》(下面简称《闲居集》)以及地方志的信息看章丘士绅的社会流动,得出章丘士绅大约三分之二左右出生于非上层士绅家庭,有较大的社会流动性。明中期章丘大多数士绅无法借助原生家庭的力量。通过搜集明中期章丘士绅的活动,进行归纳整理,力图建构章丘士绅的整体面貌。笔者从章丘士绅的孝道、公益心、尤其重视地方士子的教育方面进行梳理。这反映了章丘士绅以儒家士大夫的理念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扮演者些许角色。明中期的章丘经济得到发展,但士绅在大型经济救济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小规模的接济还是有的。可以说,章丘士绅在地方上起着教化、教育及微弱的经济接济的作用。依据《闲居集》里收入的章丘士绅李开先的文章,对漯河、小清河以及白云湖水利治理提出了较为合理的意见,分析赋役问题,揭示了章丘社会凋敝,急需整治的状况,表现了章丘地方士绅对社会问题的单纯的关注与无奈。他们没有办法左右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即使提出的想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可知章丘士绅在地方政治事务中作用不大。总之,明中期章丘士绅与江南、华南的士绅不同。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与文化教育的差异、士绅数量的不同,使得士绅力量大小不一,扮演的角色作用也不同。以章丘士绅为代表的华北士绅是相对孤立的士绅。很多士绅无法借助原生家庭力量、家族以及婚姻来提高其社会地位,更多的是依靠刻苦读书而发迹,进而建设家庭、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