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书信可以成为研究宋高宗朝历史的一个方面。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后,书信到宋代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得益于官员士大夫们对自己作品的保存重视度和宋代成熟的刻书业,使得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万余封的宋人书信,而且写作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大到军国大事,小到风雅怡情均有涉及。书信是一种文献载体,由于书信的写作者大部分是当时事件的经历者,可以说是能够记录一个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因而,南宋高宗朝官员的书信不仅仅体现了交流作用的共性,也有着高宗朝的时代性。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南逃并重建中央,而此时,金人数次南侵,宋王朝面临着为外族彻底颠覆的危险,另一方面,由宋金之间所牵带出的地方散兵游寇的动乱,僭伪政权的对立,使得时局更加复杂困顿。绍兴和议以后,虽然宋金之间关系趋于缓和,但宋朝内部却依然派系争斗不断。宋高宗在位期间真正对外实行的是求和政策,以致后来造成偏安东南的局面,使北伐恢复事业一次次功败垂成。对内则是复元祐之政,打压了王安石新学同时却给了理学发展的机遇。而处在这大背景变幻之中的高宗朝官员们,较之其他身份的人更能亲身经历,对此也更深有感触,他们的书信同样也更能体现这个时代,因而研究其书信对了解当时的历史风情是有裨益之处的。书信既然是当事人主观所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个人感情色彩。宋高宗朝官员书信中流露出的感情,既有国仇家恨,思亲念友这些正面感情,也有卑躬屈膝,阿谀逢迎这些反面感情。这种正反的对比容易对同一件史实的记载出现不同,比如将侵略美化为功绩,将逃亡美化为巡幸,需要去辩证对待,不为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