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不仅记录着时代兴衰与社会变迁，其本身的制度沿革也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新闻业经历了从旧社会制度向新社会制度的转型，党的新闻体系的建立和私营传媒经过改造而消亡，是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两个组成部分，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整体。本文所考察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1948-1953)，中共党报新闻制度发生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　　 本文认为，当一套被用来规范党报及其从业人员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不断被其他媒介组织模仿与认同，并成为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新闻报道常规后，党报实际上就化身为一套制度安排，约束或激励着实际的新闻生产。为此，本文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个案，采用了新制度主义学派中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新中国党报新闻制度的构建过程，尝试从制度生成和变迁的制度分析视角来对推动和深化我们对当前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认识。　　 本文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中共全国执政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党报新闻制度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具体而言，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应当包括：在政权更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环境变动之下，围绕报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通过何种具体途径生产出来的?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执政，中共的党报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了怎样的演变?政党报刊的新闻实践又是如何演化为一种制度模板，进而扩张为一种国家新闻制度的?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制度的变迁是否有其自身规律?党报新闻制度的出现给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根据制度在不同时期内的具体作用，本文对中共执政初期的党报新闻制度构建过程进行分期描述。从党报新闻制度构建的起源、调整、改进和扩散四个阶段，论述了由政党报刊的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所构成的党报模式是如何在新中国新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模板，进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对所有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实践产生制度约束或激励的。　　 第一章导言首先提出本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说明选择《人民日报》作为个案的依据，交代论文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与意义，并对本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　　 第二章从党报新闻制度构建的起源出发，分析了中共在西柏坡时期的党报新闻制度规划。关注中共决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认识党报新闻工作，又是如何通过创建“大党报”来进一步统一思想和政策，以推动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而“大党报”的出现也带有为中共的城市办报而积累经验的意义，并在实际的新闻报道实践中丰富了城市党报制度安排的内容。　　 第三章主要分析开始进入城市办报的中共党报，是如何通过制度调整来适应中共执政初期的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市场和企业化经营这些新观念的输入，及其被改造的过程，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制度的意义与功能是如何被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所塑造的。　　 第四章关注的是在党的城市办报实践中，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新社长范长江领导下开展的“大转变”，是如何从组织、行动者和认知观念这些制度层面对党报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行制度改革。而由参与党报新闻制度构建的新行动者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之所以会遭到来自农村党报新闻干部的反对和抵制，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新闻观念下的办报方法所引发的制度冲突。　　 第五章的研究，分析了作为一种规范政党新闻实践方式的党报新闻制度是如何在媒介组织间传播扩散，进而扩张为全国性的新闻制度的。通过总结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新闻制度构建是如何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党报组织结构与仪式性的新闻报道策略，本章描述了以中央党报为制度模板而产生的党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以及通过强制、模仿和规范的方式形成的新中国报业的制度化同形。　　 论文的结论部分，从国家新闻制度变迁的层面上将党报视为一种制度，而且是与中共全国执政密切相关的政治制度。党报的这一演变过程既是因为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党报新闻制度构建过程带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也因为中共执政下的非对称性权力结构使党报新闻制度主导着新中国的新闻制度变迁。也正是在政治制度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推动和深化当前的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需要突破将政党执政的政治标准作为衡量媒介组织专业化运作标准的认知观念，只有恢复新闻媒介的本来面目，我们才能在新闻业与政治的积极互动中创造出可以确保我们获得的新闻有助于真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新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