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既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货币性投资，也通过优惠政策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非货币性投资。这些政府投资行为既有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进行理性选择，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改善就业的一面。同时，为突显“政绩”或追求局部及个人利益，也有片面追求GDP增长、限制有限资源与劳动力有效结合的一面。然而，各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优惠政策投资规模是否达到了最优水平？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为回答这些问题，还需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及不同时期的经济现实情况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福利经济学等视角出发，分别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优惠政策三方面的政府投资进行分析，研究三类政府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机理。并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我国政府投资在不同发展水平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由此，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会随着其密度的不同而具有非线性效应，只有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时，才能更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而言，当基础设施密度较小时，表明过低的基础设施存量不能较好满足过高的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征税来增加其投入，能带来“挤入”和“规模效应”等好处，显著提高企业投入资本的边际报酬率，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当基础设施密度过大时，表明较高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已经超过相对较低的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需求，出现投资过剩或过度超前。如继续通过向企业征税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大税率，出现“税收扭曲效应”，并对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且造成部分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较低，意味着“规模效应”不显著，导致过剩的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小，甚至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②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但同时也会“挤出”非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物质资本的相对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单调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类似“Armey曲线”的非线性关系，即：在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小于最优规模条件下，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扩大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在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大于最优规模条件下，增加其投资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时，政府应该防止对人力资本过度投资，合理分配政府支出资源。门槛回归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基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占总产出比重的“双门槛效应”。在我国大部分省份，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规模仍未达到最优水平，“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仍然十分缓慢。　　③由于区域间存在工资、地租和就业水平等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导致政府优惠政策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呈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当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时，通过实施减免税收、完善基础设施等优惠政策，可消减地区间的工资、地租水平的“扭曲”程度，吸引区域外企业进入，增加本地区的福利水平；当某区域经济较发达时，劳动力市场会存在少量非意愿性失业，且其工资、地租水平往往高于落后地区，继续实施优惠政策会加剧地区间的工资、地租水平扭曲，导致企业外部环境恶化、政府税收流失等不利后果，降低该地区的福利水平。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门槛回归”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优惠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　　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方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①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优惠政策投资时，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保持适度规模；②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兼顾“软”、“硬”环境的改善；③优化政府投资的区际分布，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