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企业达到快速发展、提升企业价值目标的重要路径，投资效率更是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但遗憾的是由于委托代理冲突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是指企业实际投资额与预期投资水平的偏差，具体表现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形式。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同管理者代理成本是引起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在自利动机下管理者为了谋取私利倾向于过度投资。同时，出于职位保全的心理，管理者也可能拒绝投资风险较高的项目，产生投资不足的行为。无论是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都会浪费企业资源、损害股东利益。而公司治理作为保护股东利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方面可以通过监督机制，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使管理者和股东目标趋于一致，进而对非效率投资达到治理作用。　　本文依照分析非效率投资的动因——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的研究思路，首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引起非效率投资的理论动因进行梳理，其次围绕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机制主要回顾了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现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实证检验:(1)代理成本是影响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动因;(2)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分别对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治理效果;(3)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对两种形式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是否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进行传导;(4)不同产权性质下，公司治理、代理成本、非效率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差异。　　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果:(1)代理成本不仅是造成过度投资的因素还是造成投资不足的因素，且相比投资不足，代理成本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严重。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后，代理成本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均显著，而代理成本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2)监督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不显著，激励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果仅表现在全样本中。而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均对投资不足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其中监督机制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仅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激励机制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则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显著。(3)在投资过度组中，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各子样本中，监督机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效果均不显著，监督机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抑制过度投资的传导机制不畅通;在全样本中，激励机制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对其起到治理作用，代理成本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传导效应显著。在投资不足组中，代理成本在监督机制缓解投资不足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较弱，且考虑产权性质后，仅在非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且显著;激励机制能够显著缓解投资不足，代理成本的中介传导效应也显著存在，且仅非国有企业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