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是20世纪前期活动在华西的一名重要人物,他有着各种身份：传教士、收藏家、教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自然科学家等。这些身份导致葛维汉的学术思考相较于同时代的学者更为特别。随着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东西贯通及西南成为一个特殊的学术区及部分学者对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思考,被埋没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葛维汉终于又重新回归学界,被李绍明誉为华西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本文旨在以葛维汉的羌民研究为中心,结合葛维汉的生平、《羌族习俗与宗教》一书的成书过程及他在书中批驳的陶然士的作品来探讨葛维汉和陶然士对“羌民族源”之论争的背景,揭示当时华西坝上这两位学者的不同学术思想。在论证了葛维汉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割裂陶然士的羌民与古以色列人习俗与宗教的关联,并论证羌人是东来而非西来之族群后,笔者将结合葛维汉的《中国四川省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uan Province, China)及《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 in Southwest China)两书,将葛维汉对羌民的宗教研究放在他对四川及西南宗教的总体研究下,来探讨羌民宗教与葛维汉的“中国宗教之树”的结构、历史、及发展脉络的关系。由此来窥探葛维汉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日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民族研究有何启发。同时,对葛维汉的重新阅读也对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华西学派”及中国人类学的外国学术传统进行了相关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