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赋选是明人传承汉赋文本、表达赋学主张、指导辞赋创作的重要载体,主要保存于通选性质的诗文选本、辞赋选本及《文选》的广、续本中。明代24部汉赋选共选录汉赋56家188篇,在汉赋文本“十不存一”的局面下基本完成了存世汉赋文献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并通过序跋、凡例、体类之序、赋注、赋评、赋论等形式集中保存了大量的赋学批评资料,为汉赋文本与赋论资料的保存与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明代汉赋选的兴起,既是汉赋选内部流变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受明代政治经济、文教科举、图书刊刻出版等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还与学术思潮、文学风气、辞赋创作、赋学理论等因素息息相关。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承续“祖骚宗汉”、“因情立赋”的复古之旨,主张在重蹈赋体之本的同时回归楚骚汉赋的情感之源,深刻影响着明代汉赋选的取向和特质。而以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为首的反复古派则倡言由“祖骚宗汉”而转宗唐文宋学,在力主反拨的同时为辞赋复古注入新的内涵,律赋、文赋被重新纳入取法视野。明代赋学在复古与反复古之争,在古与今的辩难与融通中呈现多元的风貌,明代汉赋选也呈现相应的阶段性特色。明代前期以《文章类选》与《文翰类选大成》为代表的汉赋选,因藩府编选、官私兼具的特质以及汇总前人、超迈前代的诉求凸显了明代汉赋选的初期特色。明代中期先后出现的《广文选》、《六艺流别》、《集古文英》,已由前期通代之选的“大”追求转向各取所需的“小”取舍,无论是补《文选》之遗,还是致用之选,尊古、复古的赋学观逐渐成为共识。明代后期选赋之风炽盛,集中涌现了18种汉赋选,尤以万历年间为盛。从《文章辨体》到《文体明辨》的“辨体”一脉,承续《古赋辨体》的复古之旨,于传承中寓新变；《广文选》、《广广文选》、《选赋》、《文选尤》等《文选》序列选本,通过对《文选》的广续增补、精选评注实现由尊“选”而辨“选”到“辨体”而“宗汉”的复古追求。万历后出现的《文府滑稽》、《文俪》、《删补古今文致》、《赋海补遗》、《八代文钞》、《文篆清娱》等八种汉赋选,则以各有所宗的反复古姿态显示着明代后期汉赋选的新变与发展。李鸿《赋苑》是明代首部辞赋专集,以赋体之辨、复古之选和衰集之功代表着明代后期汉赋选的特色。《赋苑》选录汉赋52家178篇,是清代以前辑录汉赋最为完备的选本。编者李鸿,史传无载。经考证,李鸿字渐卿,吴人,万历首辅申时行之婿。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官上饶知府,有政绩。《赋苑》成书于万历甲午(1594)年左右。施重光《赋珍》代表着明代官刻汉赋选的特点。其体例和内容上的错讹缺失,通过类目整理、篇目考辨加以订正。陈山毓《赋略》是明代汉赋选的重要代表作。其集赋选、赋评、赋论三位一体的选本模式标志着明代汉赋选体例范式的成熟。而通过《赋略序》为纲领、《绪言》为羽翼所构建的以“裁、轴、气、情、神”“五秘”为核心的赋论体系,则代表着明代汉赋选的理论高度。袁宏道、王三余《精镌古今丽赋》,现仅存海内孤本,其尚“丽”之旨代表着明代后期汉赋选的新变,具有鲜明的反复古色彩。原书编者乃托名袁宏道,实际为万历年间的王三余。赋选篇末总评也非袁氏之论,是为王氏之说。现存孤本中所保留的手书评注,首次将诗论之分品法引入赋评,评赋为仙品、神品、能品、逸品、艳品五种。汉赋选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由汉赋文本亟待抢救的迫切现状决定,也是赋学理论深入发展、走向总结的必然要求。明代汉赋选以文本的积累与理论的构建代表着明代赋学发展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赋学中兴的开始,为清代赋学的全面繁盛奠定了重要的文献与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