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而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被无限激化,现代人的生存压力只增不减,因而那些打着“娱乐、狂欢、消遣”等旗号变着花样交替出现的新媒介,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避世解压之良药。与此同时,为了迎合部分观众的喜好,获得点击率和关注度,许多媒介更是不惜让暴力、死亡、色情等元素占据大幅版面,许多本不该浸染娱乐的事情被娱乐。众多事实表明,当前在互联网主导下中国社会文化的泛娱乐化程度更甚波兹曼所极力抨击的美国电视时代。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娱乐至死”的批判一直热度不减,但波兹曼在批判电子媒介的发展给社会文化带来“娱乐至死”倾向的研究中都是以美国文化为样本,而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做过深度调查与分析。因地域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诸多差异,美国出现“娱乐至死”倾向的现实语境与中国当前语境必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这便要求研究者在“西学中用”时务必要重视语境问题。因此,从历史化、本土化、民族化的视角重新看待波兹曼所提出的“娱乐至死”命题,强调语境,并力图诠释中国“娱乐至死”的本土现实命题,便是本文的理论意义之所在。有别于以往研究直接将“娱乐至死”命题去语境化套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现状,本文是从“娱乐至死”现实命题出发去认知“娱乐至死”,然后再进行本土化适用分析。同时,站在信息全球化发展的视角,以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不平等和不对称性为视角,去探究中国当前出现“娱乐至死”的本质成因有哪些。笔者认为,中国出现的媒介的泛娱乐化发展只是问题的表象,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这便涉及到西方文化渗透的问题。而将“娱乐至死”命题拿出来重新辨析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西方文化渗透的一种积极抵制,有利于警醒世人。此外,批判性思考“娱乐至死”的中国本土现实命题与警觉性启示,对引导学界和业界理性认知并正确看待大众媒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期望从文化安全稳定发展的角度给致力于推动中国泛娱乐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研究补充新的研究视角。而为了更加全面的讨论“娱乐至死”命题的适用语境并探讨符合中国特色语境的新的阐释命题,本文划分了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对“娱乐至死”命题的基本内涵进行重点讨论,探究波兹曼提出的“娱乐至死”究竟指的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从“娱乐至死”提出时的现实语境入手,分析其何时提出、为什么以及针对什么问题提出,进而引出对当时西方具体社会文化发展背景的分析,讨论“娱乐至死”命题在西方语境下的普遍适用性。而在明确了“娱乐至死”命题的适用语境之后,第三部分便进入到对中国本土语境中“娱乐至死”命题的阐释效力的分析。分别从其适应性和有限性两方面展开讨论。最后第四部分则是进行反思和总结,我们既需要清醒认知当前中国语境中“娱乐至死”的泛滥以及“至死娱乐”的大众文化倾向,更需要警觉性认知出现这种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因为国情背景的相对复杂性导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娱乐至死”危机对文化的危害程度远甚波兹曼生活的美国电视时代,虽然表面看起来我国的“娱乐至死”消费始终不曾真正脱离政治权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