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主体在历史上长期远离巴勒斯坦,流散在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他们对回归巴勒斯坦的期望却没有泯灭,犹太回乡观时时萦绕在犹太人的心头。近代以来,欧洲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反犹主义迫使犹太人思考“犹太问题”的解决之道。锡安主义的许多思想家和行动者将回归巴勒斯坦、回归体力劳动视为通向民族家园的道路。农业与土地、劳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和显而易见的,农业生产是成为劳动者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使犹太人与土地建立联系的最佳方式,因此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土地、回归劳动的最主要载体就是农业。在这种思想逻辑的驱动下,从1882年到1948年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半个多世纪里,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前仆后继地前往巴勒斯坦从事农业垦荒活动。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犹太人长期脱离农业,缺乏务农经验,农业活动多次面临失败的危险。但为了将这一关乎民族命运的事业进行下去,犹太移民、犹太慈善家、各个锡安组织和海外犹太团体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终于得到发展,巴勒斯坦的地貌被大大改造,农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农业产量逐年攀升；移民积累起农业经验,创造性地探索出更加适合具体环境和目标的农业模式；农业规模逐渐扩大,农业吸收的移民数量和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农业定居点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广。到建国前夕,巴勒斯坦的农业终于基本成熟、初见规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从事农业开发、定居的历史,就是犹太民族家园重新建立的历史。因为一开始选择从事农业就是为了通过劳动真正占领土地,从而实现复国,所以锡安组织才会不计成本代价地投入这项事业。农业因其承载着复国这一崇高理想不断吸引着大量优秀的移民投入其中,在这些移民的多年的经营下,在锡安组织的支持与配合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定居点经受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两次世界大战、委任统治、阿犹冲突等种种考验,为复国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犹太农业开发和定居的范围是后来联合国划分犹太国家版图的主要依据,定居点从最早的孤立点逐渐连成线,最后连成片的定居区域成为以色列的主要领土,关键时期里的战略性农业定居点则为以色列勾画出了建国时的边界线。其次,农业定居点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的容纳能力和供养能力,成功吸收和安置了大量移民,并为之提供生计,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数量和比例大大增加。第三,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定居点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我组织能力,政治氛围浓厚,这直接促使巴勒斯坦犹太自我管理的实现和社会机构的建立,从而形成未来国家机构的雏形。第四,恶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个农业定居点大都具有防卫意识和防卫能力,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基布兹,几乎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它们在冲突时期和战争年代里充当着保卫领地的重要力量。第五,如同锡安主义者期望的那样,巴勒斯坦的劳动训练和农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犹太人的精神世界,锻炼了犹太人的体能,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培养了难以计数的政治、军事人才。以色列建国后的大多数总理、部长以及国防军的许多官兵大都生长于农业定居点,或曾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农业与土地、劳动的关系,农业成为大多数锡安主义者认同并践行的复国途径,锡安组织长期将农业工作作为的其复国活动的重心。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犹太人最终达到了复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