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扇绘画是我国传统绘画中一种常见的幅式。近年来,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但是,对于折扇绘画幅式兴起的原因,一直以来,却鲜有深入的探究。任何一种绘画幅式的兴衰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既是时代审美的产物,同时也映衬着绘画自身发展的规律。折扇绘画幅式亦是如此。追本溯源,这一幅式始于日本,北宋时传入我国。经由明中期吴门画家的创新,这一外来样式逐渐蜕变为我国折扇绘画的成熟面貌。可以说,明中期的吴门画家是我国折扇绘画兴起的引领者。这个以士人为主的地域性的画家群体,也代表着传统绘画和时代的新的审美趣味。随着资本市场的空前发展,明中期的吴中迅速成为全国文化、经济活动的重要阵地。就城市的繁华而言,当时的吴地毫不逊色于北宋的汴梁,但是,其社会政治格局与士人心态却与北宋大相径庭。在明初太祖、成祖的铁血政权下,士人的政治抱负日渐薄弱。仁、宣之治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明中期的吴中无论是官宦,还是商贾贫农子弟无不热衷治文、从仕。可是,激昂的政治热情并没有为士人辅君治国的抱负拓出通途,相反,彻底扭转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吴中士人数量的急剧增长、科举本身公正性慢慢的消逝,以及荒芜的朝政和无止尽的党派斗争,使得多数士人难以实现儒家的伦理之志。在这一现实境遇下,吴中士人归隐之风日盛。他们流连山水,徜徉于自然造化。香炉、桌椅、手帕,甚至是一把剪刀都是他们反复歌咏的对象。赋闲优游成为他们普遍的生活状态和消磨时间、意志的方式。在“尚物”情结下,折扇不再是简单的实用之物和伦理教化的工具。作为一种幅式,折扇绘画需要配合士人玩、赏的审美心态。随着宋元时期文人画的发展,绘画娱乐性审美功能的积极意义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以经世治国为己任的宋、元士人,无论是困顿于党派之争还是遭受外族欺压之时,都始终坚守着不可留意于物的底线。绘画有助于教化的审美标准仍是士人的行为准则。明中期以后,儒家积极入仕的人生价值取向失去了强大的号召力,承认人欲、追求自得其乐的心学在士人间受到普遍欢迎。儒生们人生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的改变彻底颠覆了绘画以伦理教化为核心的品评方式,促成了画乃心画、娱乐性审美功能的深层次蜕变。由此,我国折扇绘画的发展也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遇。从对折扇绘画展收观赏的把玩,对幅式工艺的雕琢和材质文化隐喻的认识,均可以发现吴门画家们挖掘折扇绘画玩赏之乐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正是由明中期吴门画家的审美嬗变,由绘画娱乐性审美功能的发展锤炼而成的。因此,本文选取我国折扇绘画的兴起与吴门画家的审美嬗变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对折扇绘画兴起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和时代审美转变的探析中,进一步挖掘这一幅式的文化内涵,并为当下绘画样式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历史的依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