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禀赋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传统的“高污染、高投入、高能耗”的“三高”产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稳定。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政府不断加大环境管制力度,但是,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的存在,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存在着严重的策略互动行为,造成区域间环境管制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为产业的区际转移创造了客观条件。近年来,产业区际转移现象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为污染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尤其是那些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东部地区面临的环境压力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重,促使其不得不提高环境管制强度,来倒逼污染产业转型升级或者转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压力相对较小,再加上基础设施条件差,各地区为了招商引资以促进GDP的增长,必然会选择不断降低环境管制水平以吸引东部地区的污染产业资本流入本地区。从长期来看,这种产业转移现象不仅会恶化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对生态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合理利用环境管制这一政策工具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避免各地方政府陷入环境管制竞争的“囚徒困境”,防止中西部地区走东部地区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本文的核心研究所在。而现有文献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分权体制,未能将各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行为内生化,从而深入剖析“污染天堂”的根源;且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环境管制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影响传导机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且较少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这种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竞争为研究视角,以产业转移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地方政府竞争—环境管制—产业转移”的传导机制后,提出本文的待检验假说,并基于演化博弈方法,对环境管制影响产业转移进行进一步分析。然后经验考察分析了产业区际转移的时空演变特征事实与各地区环境管制现状。在此分析基础上,利用我国2001-2011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先通过选取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和清洁生产型产业转移指标,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环境管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然后,对于地方政府间是否存在着为了吸引产业资本流入而进行的环境管制竞争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最后,根据全文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我国环境管制水平总体上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环境管制强度低于东部地区。从产业空间转移特征来看,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的产值增速和企业数量的增长速率明显要高于东部地区,而清洁生产型产业在东部地区的产值增速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企业增长速率则表现出东中部地区的增速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环境管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与产业类型有关系。具体表现为,就污染密集型产业来看,无论是哪种环境管制方式,均对它们的转移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影响,也即它们由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地区向环境管制水平较低的地区流入,这也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对于清洁生产型产业来说,无论是哪种环境管制方式,均对它的转移行为有较为明显的正影响,也即该类产业由环境管制强度较低的地区流向环境管制强度较高的地区,这也证实了“污染光晕”假说。(3)我国各地区间的确存在着环境管制竞争的策略互动,这种互动策略采取的是相互模仿和攀比的趋同性策略;各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为了吸引产业资本投资而互相降低环境管制水平的竞次现象,即环境管制的“竞相到底”。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引导环境管制良性竞争,增加环境管理集权;第二,设置有梯度的环境管制标准,引导产业合理有序转移;第三,推动地方政府互相合作,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第四,增大企业科研创新支持力度,引导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