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家刘掞藜英年早逝,人们知之甚少,但其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学术视野宽广,作为史地学派主要成员之一,一度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家荟萃的史坛上,留下近百万字论著。考订古史是刘掞藜一生最突出的学术成就。24岁时,他就凭借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参与到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辩论之中,连续五篇文章掷地有声地回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奠定了刘掞藜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刘掞藜带病完成《中国上古史》,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古史思想。在研究民族关系领域,刘掞藜也颇有建树。他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年间的一部通史性质的民族史专著,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势力消长和民族融合为主线来叙述民族关系的演变历史,对丰富民族史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刘掞藜还曾考察月氏历史,对晋惠帝时代汉族大迁徙和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在国粹派和近代新史学的影响下,他尝试着构建了一套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著有《史法通论》、《史学与史法简编》等长篇史学论文,不仅在内涵上阐释并扩展了以刘知几和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史家关于史家素养、历史编纂、史学功能、学术规范的传统史学思想,还吸收了以梁启超和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观点,彰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守史学传统,又积极吸纳西方史学之长,致力于促进中国史学推陈出新的一代史家风采。自20世纪二十年代,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崭露头角后,渐被世人遗忘。发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弥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刘掞藜研究的不足,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