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其变化与发展必然会受到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政令、方针的调整,也会引发财政制度的一系列演变。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演变,凸显出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即政府间有关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等诸多因素的重新分配与划分,而政府间的财权分配,则是不同层级的政府获取与其所需要履行财政职能相匹配财力的重要基础。元朝在沿袭前代各项财政体制的基础上,结合其草原旧制等因素,创建了一套异于中原政权而独具特色的蒙汉杂糅财政体制。随着元代不同背景的君主继位与宰执群体的更替,及其所采取执政模式的转变,造成了元廷制定与施行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财政事务决策与运行机制的演变,由此也引发了元代财政体制与运行模式的变迁。在国家财政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各级政府的实际施行状况之间,因中央与地方政府出于不同利益的考量,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中央所制定与颁布的各项财政政令在地方施行之时,地方官员会在中央政府的绝对标准之下,对财政政令进行弹性解读,由此也会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忽必烈所建构的元朝各项体制,是在吸纳诸如蒙古国时期的草原旧制、中原汉地的政权模式等等,多种文化综合因素的基础之上结合而成,元朝在地方上设立行省、宣慰司、路府州县等行政建制,多达五、六级之多。于现代财政学理论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而言,在多级行政建制因素的影响下,元代中央与地方之间亦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财政关系。元朝在中原政权模式原有的地方管民官建制之上,又设立各级达鲁花赤之职,作为元王朝“镇守”地方的代表,并且规定了政务决策与运行采用圆议联署制度,此举给地方财政事务的决策与运行带来了较大转变,同时也凸显出元王朝所建构的财政体制具有的二元性。在蒙古国时期,元朝便施行了草原兀鲁思分封制、五户丝食邑分封制等各种形式的分封组织,然因此时朝廷并未严格执行所规定的中央与各投下主之间财权分配的各项标准,致使诸投下主在其封地内出现了越权行为。忽必烈中统建元后,中央对于各分封组织内诸投下主的财权普遍进行了调整,较大力度的限制了投下主的各项权限,并逐步将地方财权收归由中央掌控。故此,基于元代时期较为复杂的财政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及其财政事务决策与运行模式而言,财权分配可为考察元代财政体制的相关问题,提供较为综合、全面、立体的分析视角。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处于财权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状况,地方政府所能行使的财权甚微,无法取得与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权与财力,来较为自主的应对地方上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地方政府与官员为了较为有效地解决中央政府所摊派的赋税定额,以及中央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转嫁的各种财政压力,不得不眼光向下寻找新的财政收入以及维持地方事务正常运行的经费来源,诸如地方政府依靠“精英群体”来承担地方公共事务运行的经费等等。在元中后期中央迫于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的此番行为也只得采取默认的态度,赋予地方政府较多的财政自主性。故而元代地方财政来源的多元化,地方经费承担主体的社会化,成为元中后期地方财政事务运行以及地方经费来源的一大趋势,此形势也造成了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以及财政体制与运行模式的转变。同时也酿成了元代财权高度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下“财政集权中放权”模式的形成。元代财政体制与运行模式的调整与演变,是政府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然而从元代“财政集权中放权”模式实际的运行效果来看,此举确实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解决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问题,但是也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分配,并引发了元代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