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成为投资重点,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近3000家境外企业实现投资,总共涉及17个行业大类,投资总额201.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1.5%,占中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5%,比重较上年提高了 3%。其中新加披、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俄罗斯、老挝、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国是主要投资流向国。但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较大,国内政府的不稳定和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给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譬如,泰国政府更迭导致中泰高铁项目在2014年被搁置三年前期投资28.5%的资金难以收益又如正点国际的投资报告资料中显示,在2005年至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失败或受阻案例,多数是由于东道国政府缺乏资金导致履约能力不足,进而使中方企业资金难以回收。由此引发的风险案例约50起以上,占总数的26.7%;涉及风险资金总额约为565.2亿美元,占总额的24.0%,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额17.1亿美元。因此,伴随投资总额提升的同时,应关注投资效率是否提高。在此现实背景下,本文重点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促进报告》中提到的重点投资国别市场,选取了 36个国家在2009年至2017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和4212个样本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对投资效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效率均值在0.6左右,东盟和中亚地区投资效率较高,中东欧地区较低。投资高效率的国家较少,因此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本文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地理距离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与我国投资流量呈正相关,而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力结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企业偏向于在市场规模大,经济潜力高,消费者购买力强,运输成本相对较低,自然资源丰富,对外开放度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于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两个指标,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一个长期行为而不是投机,并且对东道国的投资主要是以获取新能源和资源供给、开拓新市场为目的,因此通胀率并不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关键指标。此外,现如今投资行业并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投资动机来看企业追求的不止是低成本还有高效率,进而劳动力的规模大小并不能代表劳动力质量高低,因此劳动力结构并不作为影响投资的主要指标。而政府质量作为影响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在政府质量衡量的六大指标中,话语权和问责制、政府效率与对外投资效率呈正相关,政治稳定性和管理质量与对外投资效率呈负相关,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一个民主制度健全,.政策的制定能反映民生,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有效果,政府能做到独立行政的环境下进行投资,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政府稳定性和管理质量系数为负,与笔者预期不符,本文认为是由于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的经贸合作,如东盟和独联体,并未因国内局势动荡对我国投资效率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管理质量系数值为负,这与笔者预期存在一定偏差,本文认为诚然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保证市场规范的有效手段,但沿线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监管理念方面仍有差距,过高的监管程度可能会制约中国企业的进入,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参与到企业在当地的日常经营过程中来,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在东道国当地经营所得被政府无偿没收的风险,进而对在该地的投资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最后,本文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从目标市场的选择、产业选择、政策支持、企业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建议。认为企业应在选定目标市场前不可只看重其经济表现,应从多渠道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进行了解,提前对存在的潜在风险制定应对方案,遵从相关法律法规保证企业运营的合法性。在产业选择方面,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东道国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着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开发,对于能源丰富的国家应根据该国各产业情况进行开发合作,避免产业单一受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同时我国政府应积极完善和修改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制定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资金和商品流通的同时,保障我国企业在海外依法应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