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现实，“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毋庸置疑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实现全民富裕、奔小康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因此，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与知识界都在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努力。至今，“三农”问题，仍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马克思主义妇女发展观认为：某一个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1]我国农村妇女不但是农村人口再生产任务的承担者，而且在农业女性化条件下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农村妇女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是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状况的重要衡量标准。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医学界近20年的统计，中国是世界上女性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农村妇女又是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对于15～34岁的农村青年妇女来说，自杀已经成为其死亡的第一原因，[2]可以说，当前农村妇女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回避、急待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农村妇女自杀率居高不下也是中国“三农”问题严峻性的一个典型的、集中的反映。因此，对农村妇女自杀现象的关注不仅仅是关心和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更是考察、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视角。如果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不能降下来，农村妇女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不能得到改善，“三农”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振兴则更无从谈起。笔者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基于同为女性的责任和对农村妇女深切的同情，在陈勤教授的指导下，以农村妇女自杀为视角来透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共分四大部分。引言部分，笔者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作了简要的叙述和总结，详细阐述了本论题的研究缘由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提出了本论文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基本的分析框架。第一部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首家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妇女自杀的现状，类型，以及自杀给个人、家庭以至社会带来的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第二部分，对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进行分析。首先对既有的关于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进行归总和阐发，无论是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分析得出的原因，大而言之都属于农村妇女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对具体现实的一种就事论事。埃米尔·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运用大量事实和统计资料证明了：自杀的根本原因应归结为“人生存的外部环境和一些共同的社会思潮及道德标准”等客观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3]对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来说，其客观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的实质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三农”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导致农村妇女高自杀率的根本原因，本部分重点是从“三农”问题中选取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组织四个层面对农村妇女自杀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WP=4>第三部分，分别从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提出降低农村妇女高自杀率的解决之道。重点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为突破口来降低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包括：政府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并通过制度安排、倾斜政策加强对农村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政府必须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加快农村教育改革，在有关教育政策和经费上向农村妇女倾斜，全面提高农村妇女的素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给予特殊的支持；通过社会组织、社会保障及医疗机构三个方面来健全社会对农村妇女的支持网络；农村妇女的双重弱势最终还是要靠她们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第四部分，农村妇女的发展是“三农”良性发展的前提。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将从根本上有力地改善农村妇女的生存处境，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家庭地位以及文化地位，从而降低农村妇女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农村妇女自杀率的降低，将会促进农村妇女的发展，农村妇女的发展又将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振兴；将有利于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的发展，并带来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结语部分，进行回顾与展望。农村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有利于“三农”问题严峻性的缓解，从而促进“三农”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妥善解决带来的是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妇女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农村妇女自杀问题，决不仅仅是农村妇女自己的问题，也是男性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农村妇女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救助农村妇女，救助母亲，社会与我们应当也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