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正面临节能减排的巨大挑战。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能源消耗负增长,仅仅采取传统的指令式管理方法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在节能减排中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措施势在必行。环境行政合同这一崭新的环境治理手段也就应运而生,其具体是指政府环保部门与环境活动组织签订环保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双方在环境保护活动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详细划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确定通过开展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来实现环境改善的目的。在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环境治理都应用到了环境行政合同,且取得了良好成效,不仅解决了行政手段过于单一的问题,而且也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对节约能源和资源的主动性,积极保护自然环境,因此环境行政合同受到各国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我国在21世纪初也逐渐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陆续在许多城市实践了环境行政合同并收获了很好的环境与经济效益,然而实践主要集中于节能领域,范围过窄。我国环境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没有建立环境行政合同法律专项制度,特别是对环境行政合同法律制度中的具体问题研究缺乏,这些都制约着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快速健康发展。此次论文写作中,笔者采用了比较法与归纳法展开研究,首先简单叙述了环境行政合同的基本理论,其次通过介绍日本及欧美发达国家环境行政合同的产生背景及运用,同时对比现阶段国内在环境行政合同方面的发展概况,能够看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在相关法律与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欠缺订立制度、行政优益权缺乏规制、第三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激励措施单一、司法外救济制度空缺。最后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应用经验,并结合我国试点企业得到的教训,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强环境行政合同的法律制度建设。在运用环境行政合同这一治理手段时,需要明确参与主体的订立方式与具体权限,以及正确对行政优益权进行规制,从而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还要加强我国环境行政合同中第三人利益保障机制,提升环境行政合同的说明性与可信度,比如国外环境行政合同的协商制度就体现了公共政策上的公众参与原则,这是对传统环境管理强制方法的重要补充。我们更要明确环境行政合同中的财政、税收等激励政策,改进我国环境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