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成为我国经济持续迸发活力的关键因素。伴随着对外经济活动中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转移和配置,我国可能也复制了外国同样的技术进步偏向,且近年来,“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多种原因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速随同进出口增速放缓。因此,进出口能力和增速的不一致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约束,从而影响当前的产出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偏向。鉴于此,相对于供给侧的要素使用效率决定技术进步的偏向,本文从需求侧探讨国际收支约束对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三个问题:（1）我国工业行业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特征。（2）当前进出口增速失衡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3）国际收支约束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及机制。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国加快创新驱动、扩大对外贸易开放格局和提升贸易参与质量。本文沿着Acemoglu（2002）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分析框架,结合Thirlwall（1979）提出的“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BPCG模型）”,该模型是国际收支的动态模型,主要研究的是长期国际收支平衡时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基于供给侧的CES生产函数,后者可推导出产出增长率介于要素效率增长率数值之间;而基于需求侧的BPCG模型将一国经济增长率认定为进出口相对增速和国外收入增长率的方程,本文将两侧增长率的相对差距描述为国际收支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将上述理论和模型联系并拓展构建了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国际贸易模型,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利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算出的出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均小于1,且资本效率增长率基本小于劳动效率增长率。各行业在样本期内均呈现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特征。采掘业和制造业在各年度内的偏向性技术进步大小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特征,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急剧下降为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直到2013年后该指数符号由负转为正。第二,根据BPCG模型“强形式”测算出来的25个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率中,有21个行业与实际经济增长率存在明显差距,表明我国工业行业普遍存在着国际收支约束。可能的情况是当前进口的大量的消费和投资不能快速形成出口的增长,国内需求的扩张没有与之适应的生产和技术效率,从而就对经济增速形成了约束。第三,国际收支约束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经数学证明、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检验均显著为负,实证结果一致、可靠。其中,相对于对照组,高贸易开放度行业分组、高资本密集行业度和低研发投入行业分组的约束指数对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大。另外,将偏向性技术进步分解为资本效率增长率和劳动效率增长率,约束指数也分别与这二者负相关,也即国际收支约束是通过负向影响要素效率增长率从而负向影响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根据本文的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为形成“双循环”内外需求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提高我国要素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速,本文总结出以下政策启示:（1）促进贸易收支动态均衡。对于垄断供给的高新技术产品,应尽快实现进口替代,增强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一方面能解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中断这类产品长期依赖进口、进出口增速不一致的问题。（2）提高企业收入,增强进出口能力。内外需求的增长与总体的经济增速具有对应关系,要实现内循环的稳定增长,也需要外循环的支撑作用。通过研发补贴或是企业税收减免的措施间接提高行业的收入,从而获得更强的进出口能力。（3）扩大行业要素投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以资本和劳动衡量的行业规模均能提升对应的要素使用效率,但不同要素提升的程度不一样,应将生产要素引导至效率高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