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物品就相伴而生,它是因公共需要的存在而建立起来的,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物品天然的具备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收益非独占性与消费的不可分性等特点,使之与私人物品明显区分开来。从供给效率的角度分析,私人物品的效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公共物品效率以公共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为标准。因此,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供给方式上、对物品供给进行规制的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传统理论认为,私人物品的有效供给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彼此平等的市场主体通过生产、交易和消费的环节来完成,对私人物品供给进行规制主要通过民商法等私法来调整；而公共物品则应完全由政府提供,这不仅是政府公共职能的要求,也是对市场供给的不信任,认为市场机制对公共物品供给失去作用,由私主体供给往往是不效率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物品自身也在发展变化,一方面,政府失灵考验着公共物品完全由政府供给的命题,人们反思原有的供给模式并开始探索某种更加有效的供给模式；另一方面,公共物品本身特性也在变化着,技术革命、制度创新、质量可评估和公共需求多样化使公共物品面向市场成为可能。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上的创新诞生了市场供给模式,志愿供给模式等不同于政府供给的新模式：志愿供给模式充分表现了公共物品公益性的一面,并有效调动了社会上的闲散资源,丰富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提升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市场供给模式将市场机制融入到公共物品领域,调动市场之手对资源的调控作用,使公共物品领域充满活力,积极调整去满足不断强化的公共利益需求,改变某些领域国家供给出现的低效率。结合政府供给模式,多种供给模式相互补充,彼此配合,充分调动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最大程度上优化了公共领域内的资源配置。随着“社会本位”理论的兴起,传统的公、私两大法域发生融合,处于公、私法外第三法域的经济法的出现是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不足的理论基础。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本位的法部门,其价值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物品所包含的特征恰好能够体现公共利益的特征,是公共利益的载体,所以,经济法是对公共物品进行规制的不二选择。根据我国公共物品发展的历史,得出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现状是由于过度依赖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模式弊端和政府失灵共同作用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虽然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公共物品的“行政”垄断,将部分公共物品交由某些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经营,但其发展水平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需求。在结合相关理论支持和西方先践后,我们有必要做出进一步推动公共物品市场化的选择。这种市场化不只是狭义上市场供给模式的推广,更深层次的内涵是进入市场机制,通过多元的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要科学界定政府的公共职能,在公共物品领域,“抓规制、放经营”,“注重公共利益,兼顾经济效益”,健全法制,依靠法制手段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制。为预防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失灵”风险,规制各种供给模式自身的弊端以及结合我国法制的现状,本人提出对公共物品的特许经营、价格、质量、均等化和自然垄断等方面的法律规制措施。一是在准入环节,要完善特许经营制度,明确界定政府和经营者的权、责、利,防止权力寻租和经营者唯利是图从而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二是保证公共物品价格科学合理,建立较为科学的最高限价机制,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真正实现价格听证的监督功能；三是保证公共物品的质量并做好质量的监督工作；四是宏观上保证基本公共物品的均等化,借财税改革和财政的转移支付调节因地方财政差异而导致的区域、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不平衡的状况；五是反思自然垄断的垄断必要性,若想在自然垄断行业引入竞争,就必须限制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在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间寻找平衡,确立基础设施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