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于一个激情满怀的时代，广大知识分子怀揣真诚之心迎接、歌颂新中国的诞生。建国的迫切急需党中央在理论、宣传上为其合法存在正名，而长篇小说“写史”的传统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的一些长篇小说憧憬在未来“黄金世界”的光辉里，为转型期的广大民众提供期望依据，以礼遇之心对待知识及知识分子。在这些长篇文本中出现了类似“识字班”、“扫盲班”、“夜校”等新生的文化事物，知识分子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长篇小说中的工农大众开始了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因为文学有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所以针对革命与国-族想象之间的罅隙，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了站在“夹缝”处“沟通内/外”和在举家团圆时“慰藉心灵”的作用，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身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为合法建国在文学上所做的努力。　　 但是不完善的中国现代性进程遗留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性元素，集体与个人成为针锋相对的对象，“人”逐渐失落。长篇小说中张扬个性的知识分子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定为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知识分子的个性被压制，自我忏悔意识愈来愈自觉，知识分子形象越来越工农化，并且愈演愈烈，成为符号化的存在。在知识分子沦为配角的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越来越“类型化”；而知识分子做主角的长篇小说，笔者选取了四部(《工作着是美丽的·上》、《战斗到明天》、《三里湾》及《小城春秋》)进行文本细读，发现这四部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存在一个逐渐规范化的趋势，越来越接近《青春之歌》中书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安全模式”。　　 但是，文学发展受“他律”①和“自律”②的影响，不可否认政治政策的变革对文学创作的强大影响，但文学也有它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不是人为地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就可以扭转的，“压抑与禁忌无所不在，但文学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屈从于这个限制的过程。”③所以一个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状态，是由他律和自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长篇文本中也些许透露出所谓的小资情调，即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正常的需求部分。用日常生活理论探索在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　　 总而言之，可以说46-56年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