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社会大规模和复杂性的趋势逐步加剧,传统协商民主因其强规范性的民主理想而陷入可行性困境。詹姆斯·博曼扬弃式继承了第一代协商民主理论,提出一种新的关于协商的对话性思考。博曼还进一步的充实了包容多元视角的对话协商框架,强化了公共协商的功能,分别体现在协商原则、协商程序及协商实践性三个主要方面。并对协商民主所面临的四种困境予以了回应,捍卫了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博曼不仅开创了第二代协商民主观,还提出极具启示意义的非统治协商权力模型,并在现实中使协商更具备可操作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当然,博曼的理论也存在着隐患。譬如多元公共理性的协商必然存在共享性共识的缺失,提倡多元视角对话必然隐含视角依赖的问题。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中,尤其是在新时代、现代社会新挑战面前,如何既能发挥中国自身的优越性,又能恰当的应对挑战,批判性借鉴博曼的思想不失为一良策。中国协商民主观应为协商实践的主导,博曼协商观可做为一种借鉴。后者为提升政党协商能力、实现基层协商机制的创新,可提供一定的启发。中国协商实践得以在不变中应万变,在渐进中创新,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