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大包干”的成功实践曾如一声惊雷,解放了生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凤阳“大包干”取得成功,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足的现实依据。首先,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应该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凤阳“大包干”正是中国在这一理论架构下的重要实践。其次,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恢复农业生产应该不拘一格择优取胜的“猫论”思想,也为凤阳“大包干”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凤阳“大包干”还有充足的现实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突破禁区的省委“六条”为“大包干”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得凤阳人民穷则思变,六十年代刮过的责任田制度为“大包干”留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凤阳“大包干”的历史进程并不一帆风顺。凤阳农民自发实践,大胆尝试联产计酬,进而试点包干到组、包干到户。相较于农民的义无反顾,凤阳政府的态度就显得比较慎重,一方面内心认同单干,一方面迫于压力又不得不在行动上反对单干。面对来势汹汹的“张浩来信”,安徽省委顶住压力,宽容试错,鼓励凤阳政府和农民积极进行改革。由于涉及到意识形态和路线之争,“大包干”在中央层面引发的意见分歧更为巨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坚持解放思想,支持和鼓励“大包干”,最终使得这项农村制度改革落到了实处,从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大包干”让凤阳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农民过上了“吃陈粮,烧陈草”的生活,精神面貌也得到显著提升。除了惠及凤阳人民,“大包干”还在全国范围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尽管这段历史已经逐渐远去,但“大包干”对当下农村改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包干”勇于破除改革坚冰,这是农村改革走向深入、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其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大包干”改革离不开人民群众大胆的实践。当下乡村振兴,我们依然坚定相信人民群众、依赖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开拓进取精神。再次,培养有担当、有作为的基层干部。凤阳“大包干”取得成功离不开敢闯敢试、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当下农村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再次,加强调查研究。在凤阳“大包干”中,各级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这是农村改革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与宝贵经验。最后,坚持党的领导。“大包干”的顺利推进与党的正确决策与领导息息相关,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策供给,确保改革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