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两年以来,笔者重新观察了以前生活的村庄,发现在这个地区发生刑事纠纷后,解决的方式和我们所学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相去甚远。这就让笔者非常疑惑,为何他们解决纠纷没有按照国家刑事法律的规定?公权力机构堂而皇之的积极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受害人在自己的财产、人身利益明显没有得到合理保护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去观察、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首先,对农村刑事案件是如何解决进行重新观察,然后运用理论去分析这种解决方式,最后达到如何让农村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农村稳定秩序的同时,也会补充传统司法的不足。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采用法社会学方法,以青海某村为观察、调查对象,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也使论文结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前沿性。在调查之后,又整理了本文所需要的理论性文献,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学者从国家的视角,探讨刑事和解对我国法治的影响；有的学者用比较的方法,认为刑事和解是我国自生自发的制度,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学者是从借鉴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出发,论证我国借鉴恢复性司法的可行性；但很少有学者从乡村本身出发研究刑事和解的运作过程,以及刑事和解生成的深层原因出发进行研究。刑事和解现已被新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它不仅仅是农村的特权,它是全国普遍发生的一种现象,但通过笔者对调查村庄近两年的观察,农村的刑事和解制度有一套独特的运行方式,与正式的刑事和解机制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异化了的刑事和解在该村是如何运行的,主张农村刑事案件和解与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同,并不是用它来替代现行刑事法律,而是使它在刑事法律的规制下发挥作用,维护村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