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出口技术结构变化以及影响因素这一命题展开讨论，通过构建修正的出口技术结构测算方程对48个样本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和比较。结合比较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分层次、多角度的探讨了中国以及其他样本国家出口技术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首先，对出口技术结构测算的主要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出口依赖度指数将出口转化为生产进行第一步修正以改进“转出口”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偏误影响;通过人均雇员GDP对人均GDP的第二步修正以改进非生产人口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偏误影响。利用修正后的测算方程，结合2002-2012年4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测算出HS编码分类下96章产品的技术含量TADD指数以及48个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ETS指数。发现绝大多数产品的技术含量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产品间的差异明显;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变化趋势伴随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出显著的提升。　　其次，在对48个样本国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比较2002-2012年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出口技术结构变化关系。分析发现:金砖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呈现“群体性”超越现象;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出口技术结构升级趋势稳定;“欧猪”五国受到危机影响，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相对缓慢。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上升幅度相对样本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言并未呈现收敛趋势，说明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仍具潜力。进一步的，通过统计分析，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变化与相关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研究。结合以往研究的经验，发现人力资本、外资使用、基建投资、金融发展以及研发投入与出口技术结构提高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系，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再次，为了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本文构建了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两阶段SYS-GMM模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发现:城镇化的建设、FDI的使用、货币供给的增加、居民专利的申请对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的作用;人均电话线长度以及加权平均关税对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具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实际有效汇率的均值提升将会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而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方差则会抑制升级。　　最后，基于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应该从引导和服务的角度，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提供支持。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需要我们致力于营造适宜的市场氛围、改善整体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