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建设好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社会治理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层自治组织,是国家施行基层社会服务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住房商品化和单位制社区衰减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社区居民居住结构的碎片化和居民生活的原子化特征日益明显。作为当下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社区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精神匮乏、人际关系淡漠、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率低,难以展开集体行动,社区陷入持续“个性化”的困境,造成社区营造的两难境地。为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治理需要突破社区行政化管理的思维模式,发动各方组织力量,推动社区营造,实现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社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历史上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秦汉时期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末梢的“里”,是国家最低一级的基层组织,属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里”可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社区”形态。秦汉里治承前启后,既是先秦里治的延续,又是后世里治演变和发展的基础。追溯基层自治组织的源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基层行政组织的发展演变,帮助我们发现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从而为现代基层组织建设提供借鉴。秦汉时期的“里”,有户籍管理、赋税征兵、治安管理、组织生产与民众教化等功能,秦汉里治所蕴含的伦理教化、互助救济、精英教化等传统政治文化思想对于教化百姓、引人向善、凝聚基层人民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里内各方力量都在积极投身里的自治,共同营造和谐的里内生活,其所拥有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正是当代社区所缺乏的。秦汉里治中蕴含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路径,对于当代社区文化建设、自组织治理、社区能人培育,促进社区营造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借鉴价值。本论题通过分析秦汉里治与当代社区的起源与实践等内容,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两者在结构及功能上存在的共性与联系,结合当代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秦汉里的自组织与营造模式,以秦汉里的文化治理途径和组织营造模式为重点,探讨秦汉里治对当代社区治理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