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于2012年,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赋予消费者协会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权利。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诉讼请求类型限定在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主张不公平条款无效以及赔礼道歉上,未明确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然而,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些经营者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不惜侵犯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达成营利目的,致使违法经营行为屡屡出现。单个消费者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往往基于时间、经济等成本的考虑而放弃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消费公益诉讼若想维护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损害赔偿制度。在消费私益诉讼中,损害赔偿诉讼经由法院审判强制违法经营者给付足够的赔偿,以填平消费者的损失;在消费公益诉讼中,损害赔偿诉讼经由法院判决强制违法经营者吐出违法所得,以赔偿受到损害的消费公益,同时达到扼制违法经营行为、威慑违法经营者的目的。关于损害赔偿制度能否被纳入我国消费公益诉讼领域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主要从私益诉讼理念的阻拦、公益诉讼制度功能定位于“制止—预防”以及程序设计的障碍三个方面进行否定。然而通过对消费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正当性基础探究后不难发现:公益与私益之间并非判若鸿沟,而且因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害也应当被赔偿;消费者协会自身的职责和优势决定了即使立法暂未明确赋予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实践中也应朝向拥有此项权利发展;而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定位同样应重新界定为“威慑—补偿”。鉴于此,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消费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制度的探索,归纳出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方面,并以我国实际为出发点,针对阻碍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的程序性障碍,从赋予省级以上消协原告主体资格、采纳“二阶段”审理模式、将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限缩为金钱给付类案件以及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和归属四个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