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理解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出发点，这一点虽然很早就被研究者所意识到并加以强调，但是截至目前尚朱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在有关地方化的力量如何影响并改变全球化进程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产业如自行车、纺织服装、鞋帽袜子、玩具家具等产业相继进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量均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之一，也是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社会载体。但是，传统产业集群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造成了诸多结构性的弊病和障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部分传统产业集群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劳动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困境，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为此，研究全球化波动下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通过我国产业集群的经验研究来深入理解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辩证关系的一把钥匙。　　 基于波兰尼的资本双程运动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结合对全球及我国自行车产业的发展演变的经验研究，本文着重讨论我国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路径问题。本文提出，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意味着集群企业从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大批量生产和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向基于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定制和低价格竞争的新商业模式的转变。集群转型的目的是通过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行动，以及集群领先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促进集群企业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　　 在考察全球自行车产业的技术变迁和组织变革特征后，发现产品模块化和全球生产分散化刺激了自行车产业中的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结合对意大利、日本、中国台湾以及韩国自行车产业集群转型的历史考察，以及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变迁和空间演变，本文提出了四个相关的理论主张：　　 (1)一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是由集群中的创新型企业所决定的，因此产业集群转型与升级的机会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集群中的创新型企业所决定的。　　 (2)产业集群中可能存在领先企业和大企业，但是它们不一定是创新型企业。因此，产业集群不一定是创新型的集群，也就不一定能演进为“创新的空间”。　　 (3)即使产业集群中存在创新型企业，整个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升级也有赖于集群中多方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尤其是其他互补性的企业、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互动。　　 (4)地方产业集群中的领先企业有可能演化为全球网络中的创新型企业，采取模块化和系统集成的方式来整合产业集群中的创新与合作行动。　　 在四个理论主张的支撑下，通过对天津、深圳、苏州三地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结合我国自行车产业中天津、深圳和苏州三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总结、归纳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四种基本模式：　　 1)FDI主导型集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全球价值链；　　 2)本土供应链城型集群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网络或离岸外包生产进入全球价值链；　　 3)产权混合型集群通过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等商业战略进入全球价值链；　　 4)跨国公司的国际转包和离岸生产催生的出口加工区，有可能演化为基于园区的产业集群。　　 这四种模式回答了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动如何影响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的问题。研究发现，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群中的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战略，以及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产业集群中可能存在领先企业，但是不一定能成功培育创新型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并非产业集群必然的转型路径，领先企业有可能采取多样化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产业集群也可能经历瓦解和重新建构，关键的变量仍在于在动态变化的外部市场和协力合作的内部联系上不断积累的集群企业群体创新能力。　　 第二，我国自行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变迁，证明了能够控制技术和市场条件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性。如果存在本土创新型企业，那么它们将凭借动态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引领地方产业集群在全球化波动的条件下实现产业转型。但是，如果缺乏创新型企业，则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型的路径选择和集群升级的前景将由集群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机制来决定，这种嵌入方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集群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三，强调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必须兼顾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其中经济升级主要体现为企业通过创新来获取更多附加值和相比于竞争对手更快的成长率；社会升级主要体现为通过企业自愿、劳工参与和政府干预，促进劳动者阶级的社会再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劳动者得以平等分享全球化波动的背景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