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税费取消为标志,我国基层治理开始转型。在此之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是资源汲取型关系。农业税费取消后,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从资源汲取向资源下乡转变,资源下乡标志着我国基层治理进入现代化转型阶段,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面临着村庄公共性和内生秩序衰减的挑战。国家如何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并塑造村庄秩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问题。由于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鄂东地区的村庄属于资源匮乏型村庄,资源下乡对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何将国家资源转化为村庄治理资源成为本地治理的核心问题,这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资源下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资源下乡过程中,村庄治理主体如何借助国家资源实现村民动员。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研究假设,即国家资源以嵌入村庄内生性需求的公共品供给形式输入村庄,并且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村干部的动员工作能够激活村庄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将公共品供给事务转化为村庄治理资源,以此实现村庄公共性和村庄秩序的再生产。通过对D村的个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于本村“环境卫生整治”的治理经验,资源下乡以嵌入村庄内生性需求的公共品供给形式进入村庄,能够调动村民的公共利益关联,这恰恰是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动因。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于村庄社会关系结构组织的动员机制,即公共利益激活集体行动、协商民主的参与式动员、熟人社会的社会性激励和社会性事务的常态化治理,能够有效激活村庄共同体的集体行动,激励村民共同参与到村庄自治,并且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将国家规范与村庄规则合一,重塑村庄规则和公共性,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